| 摘要 |
晚清時期，尤其是從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的公共論述中充斥著大量對於中國的種種負面評論。這些負面「他者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經由翻譯評介，不僅被許多晚清知識人視為是理解當時中國弊病的真知灼見，它們針對弊病之源的支那歷史文化或是支那人種民族性的種種批判和分析方式，也被晚清知識人援引挪用。儘管這些來自日本的「東方主義」霸權論述往往充斥著「本質論」和「化約論」(essentialism & reductionism)的謬誤，將複雜且多元歷史文化現象，濃縮為「一言以蔽之」若干超越時空變化的特質，但是它們和國族想像論述之間卻可謂具有選擇性的親合性(elective affinity)，因而成為晚清知識界重新認知自我的歷史文化和國族建構想像之典範。然而，很遺憾地，當今學界對於這一項跨語境和跨文化的思想傳播歷史現象之相關研究，仍然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在本文中，我希望以「另類自我東方化」的研究視角，並且以尾崎行雄關於支那和支那人的批評觀點為主要例證，特別是他對梁啟超的「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之影響，來說明這一項在晚清時期吸收，挪用明治日本思想關於支那論述的重要跨語境和跨文化交流互動之歷史現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