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演講紀要】
日期：111年9月7日
講者：吳易叡 / 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講題：排除或包容？從香港癲人重新思索精神醫學史
本場次講座，吳教授提出：香港癲人的歷史是流動的歷史。講者首先由傅柯對瘋人的研究談起，提及傅柯的討論聚焦於瘋人遭受「監禁」的歷史，其中講者特意提及傅柯關於「瘋人船（愚人船）」的討論，說明水與治癒瘋人之間的關聯。
吳教授於研究香港癲人的歷史時發現，香港確實存在著「癲人船」的歷史。講者以董啟章2021年末出版的《香港字》談起，小說主角為一名有憂鬱症的學生，小說以跳樓的場景開場。講者以此部作品為例，輔以講者個人於香港的生活經驗，如展覽及電影等活動，說明長期以來香港人並不快樂。同時，自香港反送中事件以來，港邊時常出現「浮屍」。講者提及香港人自抗爭期間以來，越來越不快樂，相關研究均提出，香港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精神醫學協助，但這是無法達成的目標，於此可見精神疾病是困擾香港社會的重大問題。此外，反送中事件中，部分抗議這原欲搭乘船隻前往台灣，卻於途中遭警方逮捕，其中一位被捕的人員被關押至「精神病治療中心」。香港政府的相關處置並非特例，於1960年代香港暴動亦發生相似的情形。作者透過香港出版作品，如李智良《房間》指出，香港其實就是一個大型的精神病院，讓人無法喘息。
基此，講者回過頭提出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香港自開港以來是以什麼「機構」關押癲人？作者回溯19世紀末期，香港對於癲人的處置方式，指出「癲人投水」為當時常見的方式，癲人的身份與生活，大多是單身至港，無業維生，最終尋死。講者透過香港的案例嘗試說明傅柯理論的不足，因為香港缺少展示國家威望建立的瘋人監禁機構。也因為香港案例的特殊性，吳教授嘗試藉此發展出不同於傅柯的精神醫學史討論視角。
吳教授以「GLOBAL TURN」的概念出法，討論香港的癲人歷史，並聚焦於人的「流動」，講者指出，於香港的例子中，不僅是官員，亦有底層人員，以及錢的流動，相關的流動都與香港的癲人有關。起初，自1841以降，香港癲人會被監禁於維多利亞監獄，1870年代後，癲人則被監禁於「中醫」的醫院，儘管隨著時代演進，香港監禁癲人的場所仍舊十分不人道，不是過於狹小，就是可收容的人數極低。癲人除被監禁於香港外，十九世紀末有部分癲人會被送至廣東，原因在於適時中國處理瘋人的方式，傾向於將其禁閉於家中，因此相關醫院缺乏足夠的病患，遂轉為收容香港癲人，以維持醫院的運作，而香港政府將癲人送至廣州的原因是為，維持港口的正常運作。香港於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便嚴格的規定，誰不得上岸，誰不得於香港置產，僅願意讓部分功能正常的人上岸。因此，香港癲人便開始被迫進行跨域流動。此種癲人的跨域移動情況，不僅發生於華人，亦發生於歐洲。而遲至20世紀，香港才建立較具規模的精神病院—青山醫院。
根據吳教授的討論，香港對於癲人的管控，呈現出一種排除的政治，此種手段亦可見於香港對於「痲瘋」病人的管制，相關舉措利用香港的水域環境，將其隔絕於一般人的生活空間。於此可見，香港對於相關癲人的管制，亦是香港維持繁榮的手段。基於上述的討論，講者指出其嘗試以「流動」為題，建構出不同於「監禁」瘋人的歷史，並指出與香港癲人相似處置的方式，其實從在於世界上的不同角落，並直得我們持續發展與探討。
史博四 曹育愷 / 整理
【「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演講紀要】
日期：111年9月7日
講者：藍適齊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講題：從異鄉到異鄉：二戰與被盟國拘留遣返的海外臺灣平民
本次演講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舉辦之「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第四場次，主講人藍適齊老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藍老師於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博士學位，多年來關注近現代臺灣的集體記憶，特別對於在大日本帝國（Empire of Japan, 1889-1945）結構下前往海外臺灣平民、隨軍口譯員、二戰「戰犯」等議題有過深入研究、發表多篇相關學術論文。本場講座，藍老師主要聚焦於討論二戰期間至戰後初期因受同盟國（Allied Powers of WWII）視為敵國人民（enemy subject），而遭預防性（pre-emptive）拘留的台灣人即其戰後「遣返」的故事。
首先，藍老師指出所謂的「邊緣」其實是多中心的交集、交錯處，在二戰期間，這些帝國的交錯帶更成為衝突的現場。而在帝國殖民地間流動的人群，則受到戰時帝國策略與戰後秩序重建等因，被迫地使「故鄉」成為了「他鄉」、「他鄉」成為了「故鄉」。藍老師呼應第一場次時，蘇成捷（Matthew Sommer）老師所強調：欲探求平民的生命史，司法案件檔案與口述歷史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取徑，並以自己的研究經驗對研究生們提出建議。藍老師以「題目來找你」來形容發掘史料的經驗，其最初欲找尋台籍的二戰「戰犯」的相關史料，並以Formosan為關鍵詞於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找尋關於戰後審判的史料，卻意外發現上千筆關於的強制拘留台灣人（Formosan Internees）的檔案，於是開啟了對海外遭盟國拘留遣返的臺籍平民展開研究。藍老師強調：相較於戰俘（POW），敵國人民的歷史脈絡遭到忽視，而相對被軸心國（Axis powers of WWII）拘捕的平民，受同盟國預防性拘留者則更顯「邊緣」，例如前者已產生如電影《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等藝術作品，後者的記憶卻彷彿淹沒於歷史長河之中。
藍老師分享了兩個被關押在澳洲塔圖拉（Tatura）集中營的台籍家族故事。首先是江姓家族（Kang Family）的故事，江家男主人名為江兩全（Kang, Liong-Tjwan）1902年生於日治台灣的高雄，1930年移居荷屬印尼泗水（Surabaya），並於當地認識了當地華人王李娘（Ong, Lie-Nio）並結為連理，並生下二子。1941年，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印尼的殖民母國──荷蘭，成為日本的敵國，於是對江家進行預防性拘留，隨後送至盟國澳洲塔圖拉集中營，在營中江氏夫婦又生下一女。第二個故事是翁姓家族（Ang Family）的故事，翁家男主人名為翁道南（Ang, Too-Lam）1884年生於清領彰化，其後被登記為日治台中州人，其在1905年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成為一名教師。1920年代遷往印尼生活，也與當地華人結婚，1941年其岳母因姻親關係被視為日治下的敵國人民，也被拘押隨後送往澳洲塔圖拉集中營。
上述兩則家族故事，呈現出20世紀上半葉，赴南洋生活台籍人士這一群體。藍老師強調，學界重視台灣為一「移民社會」，實際上台灣也是一個「移出社會」。從1910年代至1920年代，因生意、留學等因，台人前往日本內地、中國、南洋等地。其中，在這十年間光是南洋，每年就吸引數百名台人前往，從事商業者占最大多數。這些人成為往返於日本帝國（台灣）與大英帝國（馬來亞）、荷蘭帝國（印尼）的移動人群。藍老師認為，這些位於「邊緣」的人群，其實是解釋帝國之下殖民地互動的歷史空間座標與帝國衝突現場的時間歷史座標。
回到澳洲塔圖拉集中營的江、翁兩家的故事，時間來到1946年，在戰爭結束後，這些原先身為「敵國人民」的「日僑」身分轉變為「華僑」，於是被澳洲強制「遣返」。澳洲政府請來了被解除武裝的日本海軍宵月號軍艦執行此任務，但多名台籍人士不願被「送回」台灣，當時澳洲媒體於報導時歸因於台人對日人之厭惡，或誤會以為要遭送去日本。實際上，台人清楚明白目的地為台灣，但卻不願被送至「異鄉」。以江、翁兩家為例，於集中營喪夫的王李娘女士實為印尼華人，其子女亦非於台灣出生（其女更是在澳洲集中營中被生下），全因已故的江兩全之故而被「識別」為台人。翁道南的岳母Lie, Las-Nio亦是如此。這些印尼「台僑」甚至於戰後要求政府將之送回印尼，然而部分返印尼者卻遇上1950年代的排華運動，受戰後新身分之因被「識別」為華僑而又不得不「返」台。
藍老師最後指出，20世紀的台灣人由於能操閩南語、日語，故能快速融入印尼、馬來亞華人社群並從事跨國貿易，往來於帝國與帝國、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也於印尼、馬來亞等地建立一定程度的商業網絡，子女也能操印尼當地語言、達成在地化。然而，受到二戰帝國衝突與戰後秩序重建的影響，原先的秩序結構受到衝擊，成為被迫流動的一群人，而受歷史衝擊最猛烈的人群、身為歷史解釋重要座標的他們，卻成為帝國未對其盡責的「邊緣人」。
碩士班 吳昱佑 / 整理
【「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演講紀要】
日期：111年9月7日
講者：魏卓生 Dror Weil / 劍橋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中國回民：元明清東西科學交流中的行動者
本場演講，魏教授以在中國的回人為題，說明此一群體對中西方的科學文化交流，其實具有重要地位，卻長期遭到學界忽視。講者以梅文鼎（1633-1721）的一則故事破題，討論回人於中國歷史的特殊角色。他指出不少研究者將十六世紀末來到中國的歐洲傳教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中西文化和科學交流之行動者。然而，此種說法全然忽略中國回民對於跨國科學知識交流的貢獻。講者以此切入，指出當歷史學家強調傳教士對引介西方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角色時，其實已將「西方」的概念限縮至「歐洲」，而且還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此種討論方式，可能會使我們出現盲點，僅聚焦於特定時間、地區的行動者對中西科學交流的貢獻。
基此，講者以書籍史的討論視角，藉《亞里斯多德範疇篇‧導論》的傳播情況為例，說明歐洲科學思想的流通過程，其實早已超出歐洲的地理範疇，更對不同地域產生影響。此外，講者亦反思「回人」的觀念。今日「回人」大多指伊斯蘭教徒，但元朝、明朝時的回人，其信仰的宗教不僅有伊斯蘭教，反而更為多元，包含猶太教、拜火教等，其中相關人士均為回人。
講者接著以馬德稱（中國回人）為例，討論回人於中西科學文化交流扮演的重要性。根據梅文鼎的記載，此人先祖來自於「西域」（今日的伊斯蘭世界），其祖先被明太祖聘為回回文的翻譯者，轉譯諸多與天文有關的文章。同時，存在於中國的清真寺，因裝置不同的天文探測儀氣，彼此間也共享著不同的天文資料。馬德稱出於個人的研究興趣，將相關資料收藏整理，並與梅文鼎分享。由此可見，回人對於近代中國的發展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除卻馬德稱外，中國尚有不同身份的回人，如旅行者、商人、學徒等，相關群體均對此中西交流有著不同貢獻。由現存的阿拉伯史料可知：十三世紀蒙古人統治中國時期，發生大規模的人口、儀器、書籍以及思想的流通；於此流通當中，移動的人群多數是伊斯蘭科學家，為中國帶來大量的書籍、儀器和科學思想。元朝為容納相關的知識，建立不同的官方機構，如：回回司天監、回回司天台，其他科學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如醫藥、火炮、軍事。元朝同時也設立官方單位，管理西方傳入的知識。此種跨國的科學交流持續至明朝，朝廷不僅任命回回人於南京，掌管關於天文與西方科學的機構，更持續翻譯回回書籍，呈現出相關知識的本土化趨勢。種種舉措，使回回人得以參與明、清兩朝的天文知識與科學發展。
然而，十七世紀中葉湯若望（1591-1666）來到中國，建議明朝廢除回回天文台，之後歐洲天文開始取代回回法。儘管回回曆法不為朝廷使用，於民間仍舊持續發展。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回人的科學活動與民間宗教的盛行產生密切關聯，為求能於正確的時間、地點進行宗教典禮，宗教團體便透過天文技術，測定時間與地理位置。其實於明中葉以後，回教徒已發展出不同的科學理論，實踐不同測定時間的方法。除此之外，十七世紀中期出現另一個重要的轉變：隨著明朝的逐步開放，旅行者向中國介紹更多的思想與書籍。有位名為劉智的回民，便以中文向中國人介紹伊斯蘭世界的語言、概念、宇宙觀以及科學理論。
魏教授藉由上述諸多例證向我們揭示，中國回人對中西方科學文化發展的重要貢獻。回歸歷史，其實從元朝以來，回人便成為中、西知識交流的重要渠道，向中國政治高層介紹西方知識。因此，我們可以說，回人不但作為重要的科學行動者，他們更為中國容納西方科學奠定重要基礎。
史博四 / 曹育愷 整理
【「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演講紀要】
日期：111年9月7日
講者：梁秋虹/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私娼之城：底層女性的空間治理及其沈默的逃亡
本演講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的第二講。
「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邀請五位講者，以「東亞歷史上的邊緣人」為題，分享不同領域的研究經驗，藉此啟發更多人挖掘那些被掩蓋、被湮滅、被遺忘的故事，成就歷史知識的創新。本場講者梁秋虹教授，現為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梁老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能以跨領域的角度看待台灣史，特別是帝國、殖民、性別、底層與視覺文化。近期研究特別關注底層社會的娼妓和無賴漢，緊扣本次工作坊主題——「邊緣人的歷史」。本場演講，梁教授則主要聚焦在私娼史的研究經驗及其研究方法，並試圖連結前次分享的性病治理研究主題「帝國的毒婦」。
首先，講者透過三張日本時代臺灣遊廓（性專區）的繪葉書（風景明信片）進行破題，一一講述每張歷史圖像上的細節，好比：遊廓或空街、日本軍人與穿著和服的日本女人等等。除了交代歷史背景，也談到影像檔案的解讀方法：像是第一張照片中，整齊劃一的日式街廓顯示遊廓作為都市計畫的產物；第二張照片——「台北艋舺遊女屋」，可以觀察到更多不同社會階層、族群與性別的角色進入性產業地景；第三張照片卻僅見一位臺灣人老婦自後巷穿街而過，環境也不似一般遊廓印象來得整潔。像這樣的老婦是誰？為何成為繪葉書上殖民地風景的一部分？激起了講者濃烈的研究興趣。然而，講者也提到，從事「邊緣人」的研究時，不論在檔案或是史料當中，並不容易直接目擊他們的「身影」，更難以徵集口述歷史，這是「邊緣人」研究者們所需面臨的共同問題。
隨後，講者便點出由於私娼往往是以非法者的形象現身，因此最有可能「聽到娼妓聲音的檔案」，卻是經過官方代言的「警察檔案」。換句話說，為了更接近這些遊走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邊緣人」，往往不得不透過作為取締者的警察視角，才得以揭開她們的面紗。值得關注的是，「誰是私娼？」、「私娼在哪裡？」以及「何處是私娼之城？」這三個歷史問題都同時挾帶當代的社會學意識，包括：性交易合法化？性工作除罪化？通姦除罪化？歷史上有婦之夫得以買春、有夫之婦得以賣春的法律前提和社會文化史條件是什麼？講者試圖透過歷史研究提供這些當代社會爭議的歷史線索，並藉此探討「歧視」、「偏見」以及「刻板印象」的歷史形成。從職業定義、法律規範與身份識別等等要素當中，講者使與會者了解私娼並不是一個「身分」，而是一種「行為」。一般認為，私娼是一種特定族群或人群群體，但這卻是刻板印象。講者強調，私娼並非那麼特定的一群人，而是人們迫於生存所需、遊走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一條「界線」。
日本歷史學界的娼妓史研究，早期的研究動向是由「從軍慰案婦」連結到「殖民地公娼制」，著重「制度史」的面向。近年來研究視野從「帝國史」轉向「殖民地史」，側重殖民地遊廓的「個案」研究，屬於「重建式的」研究。相較前人研究，梁教授本次則著重在「私娼」的「空間治理模式」，其中，又以常態的「消極治理（去公娼化）」為主要討論對象。一般認為，日本政府對殖民地的社會控制程度是相當高的。但是在梁教授的研究案例當中，鬆散的消極治理反而才是「常態」。消極治理作為最早期的型態。這是因為早期的性產業治理思維，主要服務對象為「日本軍民」，並沒有優先考量有關台灣人層面的問題。梁教授接續介紹多張圖表，依序讓與會者領略各個不同城市的地方治理模式，並透過多達268則非法性交易的犯罪新聞，直接在地圖上標示性專區取締熱區的地理位置。這些新聞隱隱呼應當代的「特定政策」，即「性專區的徵收、拆遷與重劃」如何影響底層女性的生計？講者透過警察的取締檔案、報章的犯罪新聞以及「歷史人口研究計畫」的戶口簿，讓與會者充分認識相關檔案與時空的關聯性，更彰顯講者的資料解讀能力。
透過梁教授的演講，我們大致得以掌握私娼的生成過程以及日本殖民政府對於娼妓的管制政策。除此之外，我們對娼妓的刻板印象也因這場演講而消散，對於這些「邊緣人」，我們有了更深層的認識。歷史上的私娼，是在甚麼意義上誕生的？她們因何出現？而我們又該如何重新發現這些「邊緣人」？從底層女性的歷史背景、生存策略或是社會現象當中，我們都從這場演講中看出這些人為了生存而做的掙扎與抵抗，更感受到了一點「邊緣人」有苦難言的沉默。
史碩三 齊邦矞 / 整理
【「邊緣人的歷史」工作坊演講紀要】
日期：111年9月7日
講者：蘇成捷 (Matthew Sommer)/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講題：怎樣研究邊緣人的歷史？大清檔案中的兩種範例
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教授為本次工作坊首位講者，長年投身法律史研究，本次演講嘗試由法律史研究「方法論」切入，向觀眾說明進行法律史研究，所可能面對的問題，以及可供解決和拓展研究縱深的方式。
演講開始，蘇教授提出三個問題：首先，我們如何研究邊緣人的歷史？再者，誰能夠算是邊緣？第三，有什麼樣的材料，可以用來研究邊緣人的歷史？
「沒有歷史」的人如何被研究？我們可以使用什麼材料進行研究？講者以史學發展的脈絡展開討論，提及法國年鑑學派提倡長時段的歷史（Longue durée），批評僅關注偉大人物的傳統歷史研究。而二次戰後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讓相關研究者更為關心歷史底層的人物。講者提及，法律案件的討論，適合進行微觀歷史（Microhistory）的討論操作，可以幫助研究者由微觀的角度，探問更加宏觀的問題。此外，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研究者也開始關注不同的群體，如非裔美洲人史（African American History），庚子拳亂的起源或中國女性啟蒙等議題。除卻上述既有研究成果外，尚有以法律檔案進行的社會史、經濟史研究，包括秘密教派和會社，巫術恐慌、華北農民等主題，學者則有韓書瑞、孔復禮、黃宗智等。同時，亦有使用女性的創作討論女性的歷史，如高彥頤、曼素恩等教授。相關的史學研究取徑，給予蘇教授討論邊緣人歷史的啟發。至於蘇教授自己的研究，則主要使用清代法律檔案，討論大清的性、法律和社會之議題。
講者使用的歷史檔案主要為《刑科題本》、縣級檔案（如：巴縣、南部縣、寶坻縣、淡新檔案等）等檔案中，關於婚姻、姦情案件的記載。前者屬於全國性的檔案，後者則是地方性的資料。蘇教授提及，使用這些檔案進行研究時，可能會遇到兩個問題：
(1)確認偏向（Confirmation Bias）：如審訊如何影響證詞？（How does interrogation influence testimony?）。如同研究者常使用白蓮教叛軍的認罪證詞來理解白蓮教，但是他們卻無法確知這些證詞取得的過程，如此一來，這些史料很可能會對於研究產生影響甚至誤導。
(2)抽樣偏向（Sampling Bias）：即法庭如何判決？理由何在？而沒有在法庭中處理的又是什麼？（What ends up in court, and why? What does not end up in court?）例如，研究者討論男性同性關係時，會使用雞姦的起訴檔案作為討論依據，然而不同的檔案對於同樣事件的解釋卻可能產生差異。雞姦是否等同於同性性行為？此二者是否為相同的概念？同時，這也涉及不同檔案類型間，案件收錄質量的差別，如刑科題本與巴縣檔案所收錄的案件數量便有顯著的差異。如果我們只看其中一類的檔案，很可能會誤判特定案件出現的頻率，並對其作出有所偏誤的解釋。此外，案件本身的複雜性，也會影響官員收錄與否。如僅是雞姦的檔案可能不會被收錄，但當與謀殺等案牽涉時，就可能會因為案件的複雜性，而受到更多的關注。
接著，蘇教授使用兩個案例，說明如何使用大清法律檔案。其一是「打胎」（Abortion）。針對此類案件，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包含：明清時期的百姓是否會刻意去做人工引產？若是，他們會如何進行？什麼方法是可行的？是否安全且有效？此外，在怎樣的條件下，民眾會去打胎？除了解釋打胎案件發生的社會情境，講者進而指出目前關於打胎主要有兩種討論路徑，其一是人口史家（Demographic Historians），其二是性別史家（Gender Historians），兩者提出的解釋大不同。前者把打胎、避孕、節育和殺嬰都視為「合理的家庭計畫」的傳統範疇之中；後者關注「調經」與打胎之間的曖昧性，指出菁英家庭中的正妻可能以「經閉」名義，利用打胎藥終止其他妾室和婢女的懷孕，藉此獨佔家中之「社會與禮法上的母性」(social/ritual motherhood)。這些前行研究總結出：過去墮胎行為使用打胎藥時，認為打胎藥有著「有效、安全」等特點。然而，蘇教授的研究卻發現有不少女性因為服用打胎藥而致死的案例，以及因服用打胎藥而造成慘重的後果。他反問：如果打胎藥是有用的手段，那為什麼通姦案中會有女性死於墮胎藥或其懷孕招致慘痛的後果？如果過去的打胎藥如此有效，那麼我們就不需要使用現代藥物了。
為解決上述的疑惑，蘇教授檢視既有研究使用的史料，並查對清代的法律檔案，同時參考1949年以後的打胎藥方。他指出，傳統的打胎方式，可能於某些時刻、偶然地被使用，並達到意欲的效果，然而，相關的藥物通常是危險、不牢靠的，同時還需要具有特定的知識，以及可觀的財富。於此可說，打胎藥並不是一個有效的家庭計畫策略，同時也不是如同過去的學者所想像的，是一個展現女性權力的工具。它反而具有緊急的干涉，不是用於醫療的緊急狀況下，就是用於通姦的脈絡下。
蘇教授的第二的例子是關於「一夫一妻多妾」(polyandry)以及「賣妻」(wife sale)。他使用大清中央以及地方檔案，加上晚清與民國時期的社會調查報告（如《民事調查報告錄》以及《台灣司法》）等資料，討論社會底層的特殊生存策略，如「招夫養夫」、「賣姦」、「押/包」、「典賣妻子」以及「嫁賣妻子」。講者嘗試說明，在何種情況下特定民眾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他指出，會出現此種問題的更大背景，包括惡化的生計危機、農業混亂，以及失衡的性別比例與隨處可見的婦女交易。有時候，賣妻和賣淫之間的界線其實很模糊。
透過蘇教授的演講，我們可以理解講者使用多元的史料，並細緻地進行文本分析，藉此討論法律案件折射出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既有研究尚未論及的空白之處。
歷史博 / 曹育愷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