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許峰源，《世界衛生組織與臺灣瘧疾的防治(1950-1972)》     臺灣在1965年12月，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頒授瘧疾根除證書，締造公共衛生史卓越成就。究竟，臺灣如何走出撲瘧之道？臺灣立基國際衛生合作的基礎，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四年防瘧計畫」、「瘧疾根除計畫」，按全球標準化流程，歷經「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等挑戰，克服諸多困難，成功抵禦瘧疾之再起。除此之外，台灣輸出專家服務、訓練他國技術人員，提供DDT與噴灑器，為形塑全球撲瘧網絡與開拓「蚊子外交」而努力。

     我是在民國61年6月取得博士學位的，畢業後理想的工作，自然是留在母校政大任教。但是因為我在校期間因為沒有錢繳學費，忤逆了主持校政者，失去了留校任教的機會。只得在國民黨中央黨史會，浪跡了幾年。民國64年李元簇先生任政大校長職，一反前任保守作風，除了擴充政大校地，興建圖書館、體育館之外，另外他也急於希望為政大成立一個歷史研究所，但這一計畫卻一再在行政院碰壁打了回票，李校長有湖南人的騾子脾氣，聽說我有機會為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蔣經國先生做簡報的機會，乃託閰沁恆兄及主任秘書項達言兄，要我口頭報告時為政大應成立一個歷史研究所；用以強化台灣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風氣及走向。蔣經國先生同意了這些建議，政大歷史研究所的成立，自是水到渠成。這件事，也成為日後我能順利返回母校專任教職的契機。     我是在1972年11月即獲得了教育部認可的副教授證書的，但因為後來我又被借調到正中書局任總編輯三年，九年後，我卻仍是一個副教授，年資雖然早已夠了，但是要想升教授，除了每年有論文發表之外，還得有一本代表作的專書出版。為此我在離開正中書局回到政大之後，我便思索在民國史領域中去尋找一個專題，我想這一研究方向既應是歷史上的問題，但也應與時代需要性相符合，如此才更有社會之價值。而擺在今天十多億中國人面前的，自然是海峽兩岸關係何去何從問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分裂的國家，而東西德南北韓便是最著名的兩個例子，因為我曾在韓國作博士後研究一年，而且對南北韓也比較關心，所以我注意到南北韓曾有過統一韓國的對話，對話中曾被提及的統一方案便是如何共建一個高麗聯邦（注意國名既不用韓國也不用朝鮮），主張在不廢除原有兩個政府前提之下，由邦聯走入聯邦，用一步一步一點一滴的整合，逐漸達成統一，這一主張對我頗有啟發作用，所以我決定對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作為研究的目標。為此我拜訪了當時剛從新加坡載譽返國，居住在台北市金華街公寓的吳湘相教授，他是我最仰慕的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前輩，這一題目竟獲得了他雙手的贊成。原來他是湖南人，而當他在明德學堂讀書的民國11、12年，湖南省人正扮演著聯省自治運動的急先鋒角色。         最後我確定了我的新書名字為《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為了找資料，我勤於跑中研院近史所和黨史館及國史館史庫，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則是政大社資中心的一套香港《華字日報》的微捲。《華字日報》原件藏於香港大學馮屏山圖書館，所以我祇得從閱讀機上把前後約十年的《華字日報》，從頭到尾看過，兩年下來我獲得不少線索，但我的眼睛近視度數也急速增加。這本書在三年以後正式由台北正中書局出版了。經過校外專家秘密評審，在1984年我也拿到了教育部頒發的教授證書，但是我的眼睛也被榮民總院劉容宏醫師確診為黃斑病變，他警告我今後祇能省著點用，根治復原是不可能的了。其實早在我初任副教授時，我的眼睛已出現了飛蚊症，我去看了台北市眼科的名醫那雨大夫，他便警告我：「要少看書少看電視，否則你的眼睛會壞得很快」，但是我告訴他他少看電視我辦得到，然而少看書我卻無法做到，因為一個在大學裡靠教書為生的人，怎可不看書的呢。結果那雨大夫很幽默但卻也很無奈地告訴我，他能做到的是看眼睛的病，卻不能看眼科以外的你的職業病。是阿，作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們，那一個不是戴著厚厚的鏡片的眼鏡呢，所以我幼年時故鄉人稱眼睛為「文明鏡」，還真有點妥貼呢，因為人類的文明本就需要文化人用犧牲奉獻的代價來累積的。         我從大學到研究所讀的都是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國政府及政治、國際政治和行政學等，但是我所從事的工作卻是教授中國近現代史，這點倒很像武漢大學前輩學者李劍農先生，在英國修政治學回國後卻研究中國近代史一樣。歷史系在政大屬於文學院，不管是社會科學也好，或者是人文科學也好，要的都需要有廣泛的知識做基礎，我雖然有了博士學位，有的時候也被初識者以「胡博士」相稱，但是我聽到這一稱呼時，總會有些「貨不對辦」的汗顏感覺。因為學海本是無涯，有很多知識我仍是孤陋寡聞一點也不博。就像我們的老師王雲五先生，據說他曾讀完《大英百科全書》，但有時對一些問題，有時也會茫然，所以我從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後來到政大教書起，我便努力慫恿當時的文學院院長徐佳士和校長歐陽勛兩位先生，在學校裡舉辦些對內的小型學術報告或討論會，以開拓教授同仁們的知識領域，但是他們或者因時間或精力有限而興趣缺缺，或者是因為挪不出經費而有其他要務，對我的建議總是一笑置之，充耳不聞。無奈之下，我祇有把我的想法在教授休息室中向較年輕的教授們傳達，並徵求他們的認同，想不到兩三個月之後，成效便十分良好，其中包括法學院、文學院及商學院的三十多位同仁均願意加入這一想法，我在教授餐廳中舉行了一次餐會，決定了每月一次由一位教授以專題的方式，報告他的研究心得或讀書報告（中外文書籍均可），然後回答同仁提問或質疑並接受批評，而每一次的報告人便是下一次報告會的召集籌辦人，並負擔一切事務及咖啡茶點及工友的加班費，這一活動既然是在交換新知及激盪思想，在舉行了兩次以後，我便徵求大家同意，將此一沒有組織的活動定名為「道南問學會」，這一名稱與「終南捷徑」有關，與「週行南針」有關，與「道在屎溺」有關，更與政大位於台北市文山區指南山下的「道南橋畔」有關。其中積極參與此一活動並出錢出力的計有巨煥武、蔡明田、譚溯澄、吳瓊恩等教授，幾年以後我被張京育校長任命擔了歷史研究所所長，我有了一個可以對外活動的小基地可以利用，所以我就利用政大歷史所的名義，向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用推廣社會教育活動的名義，申請了一筆小小的經費，撥歸「道南問學會」，用作茶水、點心及會議室工友的夜間使用費，從此經費有了著落，便可順利的運作下去，每次的問學會我既是發起人因而幾乎從不缺場，這一活動便成為我在閱讀和圖書館之外，吸收新知的重要場所。就記憶所及至少舉行了三十多次，一直到1991年我從政大休假前往香港任客座教授一年之後再回政大時，才知此一教授同仁們互相吸取知識、質勤問疑的「道南問學會」，卻不知為什麼未再運作下去。         可能是我在黨史館工作時，便負責承辦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每月一次的「中國現代史研討會」的關係，使我深深相信學術會議的本身確實是加深專業知識向上發展的動力之一，所以在「道南問學會」停辦之際，我便替政大歷史所和美國的黃興學術基金會籌辦了一個「黃興與近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我並將此一籌辦會議的主要工作，交與呂紹理等幾個博士生承擔，藉此磨練他們任事的能力和辦理學術會議的經驗，現在彭明輝、呂紹理、李道緝等已多是大學裡歷史系名教授和系主任了，我想當年他們的辛勞也已化為他們今後領導歷史學系的本能。「黃興與近代中國」之後，政大歷史所和黨史會等又合辦了兩次中小型的學術會，然後因為我每月還需要搭飛機遠赴香港兼課，為了不耽誤所務，也為了促成所、系間的協和，我主動地向張京育校長辭去了所長的兼職，自然地促成了所系的合併，但我除了專心授課之外，我對所、系的事情仍積極地參與，例如我協助後任張哲郎兄辦理了「日本南京大屠殺五十周年」的學術會議，這是台灣地區唯有的一次代表中國人聲討日本人侵華罪行的會議，會議的真正發動者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書的吳天威教授和在香港的杜學魁先生，是1997年7月北京舉行「盧溝橋事變六十周年」的學術會議中，他們幾位先生集體到我的房間敦促我在台灣要設法籌辦這一會議的，藉此以表達台灣社會裡也有人在譴責日本的此一暴行。這當然也反應了我內心對日本軍閥的痛恨，因為我的三伯、四伯都是在八年抗戰中日本侵占故鄉時的被慘殺，這在兒時的記憶中知道曾經帶給了我們胡家老小當時不小的愁雲慘霧。因而我自告奮勇地替哲郎兄籌募經費，最後在劉維開學弟的穿針引線下，找到了「團結自強協會」白萬祥和伊宏先生的經費支持，也惹起了事後李登輝總統在被日本《春秋雜誌》記者質問台灣也有反日情結時的尷尬和不快。因為這一次原本我和李思涵、張存武、劉維開等教授計畫祉邀請三十多人的小型會議，後來在政大第一會議室舉行時，竟有兩百多人出席，且有不少身歷其境的老年教授爭相發言，並錯把我們邀請來的幾位日本學者作為痛斥、洩恨的目標，其實應邀前來出席會議的立命館大學金丸裕一等日本學者均是反戰爭的。而我和哲郎兄也並不是真的像李登輝總統所指的，那祉是一小撮激烈的台灣反日分子，相反的我祉是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我也反對一切戰爭，原因是我深切地體會到一兩顆小小槍彈，便會摧毀一個家庭幾十年的幸福。所以我一向反對戰爭，我更反對戰爭中或戰爭後激烈的報復特別是民族與民族、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報復，因而我對我的日本籍研究生卻一向十分關愛，如現在在台灣南部當教授的紙矢健治君，以及現在仍在東京大學修研博士學位的若松大佑，到今天已經畢業十多年，他們與我仍保持著聯繫。         我的手掌紋生得十分零亂，特別是被手相家指為主導事業線的一條手紋，紋路總是忽續忽斷，依看手相者的說法，我的事業應該不是一線到底十分通順的。我出身小兵，我在私人公司做過董事長的秘書，還曾因此幾乎下海變成商人，我在台北當過短時間的新聞記者跑過國會新聞，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會待了六年，也曾一度想到中央組織工作會從事更核心的黨務工作，後來我再到正中書局擔任總編輯，尤其是正中書局總編輯地位不錯，優渥的薪俸讓同儕教授們羨慕。但是我最後仍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回到大學教書，屈指算來也近二十餘年，在這二十多年裡，我的心情基本上是安然愉快的，如今想來，愈來愈覺得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我在政大先後開設過「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政治史」及「中韓關係史」等課程，整天徜徉在政大的校園和圖書館中。在圖書館裡真的像挖金礦一樣，貪心不足地急尋急覓，有意或無意之間偶有所獲，內心裡便會同真地雀躍幾下。在課堂中更向蠶吐絲一樣，講述我的心得和觀點，以博取學生們的共識。對我而言，這些共識愈多，我的成就感就愈大，我下課回家的路上，想到剛才課堂中研究生們的回應便愈覺興奮，何況在看學生們的學期報告和師生對話中，我自己相對地也教學相長，獲得一些啟發呢。所以我自認到大學裡作教授乃是我一生聰明的選擇。特別是每天所接觸者，均是有思想有見地的同仁和學生，豈不正是哲人蘇格拉底一生希望能去與古希臘的荷馬談天說地那樣求之不得嗎，這或者也是唐人劉禹錫在其＜陋室銘＞中所說的「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雖然物質上居於陋室之中，但精神上又何陋之有呢？         民國90年8月我在政大退休，收拾起離情，告別了政大歷史系所師生，轉往香港珠海書院文史所任教授，並兼任了文學院院長，並為其創造了亞洲研究中心，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扮演中國兩岸四地及亞洲地區學界之橋梁，在亞洲各地與兩岸之間主辦和合辦了大、中、小型學術會議75次，其中包括了由我本人和陳勝鄰、周惠民教授發起的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這也算是對學術貢獻的另一呈現。

 編者的話   我在2014年8月來到系上；一轉眼間，就已經快過了兩年。   跟同事們（甚至半數以上的學生們！）相比，自己在系上的資歷算是最少的；到現在，還常常要仰賴我們系上親切又能幹的助教們，教我這個表格怎麽填、那個業務在INCCU的系統上要按哪一個 icon 來處理（要再次感謝她們無比的耐心！）   不過，這短短的兩年間，我自己有一個深刻的感受：「政大歷史」有一種特殊的向心力，會讓加入的成員很快的建立歸屬感。而這樣的感情，源自於過去兩年中的許多點點滴滴。   就從幾個月前接到的一封邀請函說起吧！那是一位在臺南任教的高中老師，爲了他正在學校推動的「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活動，希望能夠邀我去跟他的學生們交流。這位年輕的老師告訴我，他是幾年前從政大歷史畢業的；雖然他在我加入系上之前就已經畢業，但是他在系學會的學弟妹們編寫的《史薈》當中讀到了對我的訪問，才會認識我、進而對我發出邀請。接到這樣的邀請，我二話不説、馬上答應，也立刻把活動預定的那個禮拜六空下來。活動當天，一早趕著坐高鐵到臺南，抵達之後臺南竟然整天下著在那季節南臺灣難得的大雨；「車車」勞頓之後，靠著一杯濃咖啡才讓自己在踏進高中校門時保持清醒。但是，從這位年輕的系友盛情迎接我的那一刻開始、一直到與他的學生們熱烈的討論結束時，我心裏一直充滿著暖暖的一個感受：有這麽熱血又有學養的系友，不但讓我感到與有榮焉，更覺得身爲「政大歷史」的一員真好！   這樣的感受，同樣也來自不斷在學術上給我鼓勵和支持的同事們: 有的是每次見面時，都會向我推薦自己手邊正在閲讀的新書、或是介紹有助於我的研究的珍貴史料；有的是邀請我參加難得的學術活動，更在活動上特別强調我的研究專長、熱情的將我介紹給其他的學界先進；還有的是鼓勵我向頂尖期刊投稿，更在漫長的修改過程中持續的給我打氣。   當然，還有令我感到驕傲的學生們：今年應届「開業」 (英文用commencement 來描述我們所説的畢業典禮，其實更有開始新事業階段的意涵)、就要邁向職場或是國内外研究所的學生，他們的成就是我今年最大的驕傲；在學期中來建議我再提高上課要求、希望能夠學的更深入的學生，以及常常在下課後來找我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學生，他們都讓我更享受也珍惜這些「教學相長」的機會；還有，就是過去一年間參與整理編寫系史、勞心勞力爲「政大歷史」留下珍貴記錄的學生。   2017年是「政大歷史」創系50週年；爲慶祝本系的這個里程碑，系上在2015年就決定開始著手編寫系史。來到系上的第一年，我就非常榮幸的能夠參與當時正在籌劃中的系史工作團隊；之後，更奉命以開設「服務學習課」的方式，帶領大學部的學生整理搜集資料、建立系史相關檔案。在將近一年的系史課程當中（2015年2月至2016年1月），我有幸得到了碩士生陳禎祥的協助；他不但幫助讓課程進行的非常順利，他認真而又嚴謹的研究態度、更激勵了學弟妹們對這項工作的投入。最令人感到振奮的是，無論是大一或是大四的，參與課程的學生都爲「政大歷史」建立了重要而且豐富的歷史資料，更爲接下來正式的系史編纂出版奠定了非常厚實的基礎。 本期電子報，將會特別選擇幾位參與系史課程的同學，來跟系友們分享自己參與系史工作的經驗和心得。也期待有更多的系友和師長，在看到這些學弟妹和大學部的學生們的付出、以及他們對「政大歷史」的感情，能夠共同來參與系史編纂，爲「政大歷史」50年來的成長留下最完整的回顧。   在我來到政大之前，就有曾經共事過的政大歷史系友，常在言談間流露出對政大歷史的感念之情；現在自己也有深刻的體會。在我自己成爲「政大歷史」的一員即將届滿兩年之際，有此榮幸負責編輯這一期的歷史系電子報，其實正是給了我一個最好的機會，可以像許多系友們一樣驕傲的說：我以身爲「政大歷史」的一份子爲榮！   最後，要特別感謝張哲郎老師在百忙中賜稿、分享他自己（以及其他多位老師們）的退休(但是同樣忙碌充實的)生活；還有系辦所有夥伴們的幫忙，才能讓這一期的電子報順利問世。   藍適齊

 退休老師專文：張哲郎老師                                 退休至今已有十二年了，回想起在歷史系將近三十年時間，稍縱即逝，如過眼雲煙，已從一位三十多歲的壯年步入老年人之行列，回憶起在歷史系的點點滴滴，有點像「白頭宮女話當年」，真是五味雜陳、不堪回首。 我在2003年底一次朋友的聚會中，無意中說出經過二十多年的教學及將近十年的行政工作，身心俱疲，不如提早退休，過著輕鬆的晚年生活，想不到我這些大學排球隊的隊友，一聽到我想退休就千方百計的想引誘我加入他們的高爾夫球隊，我一生對運動都有很高的興趣，但因教書的工作，都不敢碰費時又花錢的高爾夫運動。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曾說，當一個人準備打高爾夫球，換上球衣，開車前往網球場，打完18洞，淋浴後再開車回來，至少要花5至6小時，如留下來聚餐，則非要花7至8小時不可，所以尼克森就說難道你沒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嗎？其實尼克森這麼說，他是想與艾森豪切割，因為他是艾森豪總統任內的副總統，艾森豪在8年總統任內，共打了一千多場高爾夫球，其中有一年下場打了二百多場，尼克森為了競選總統，不得不說他不打這麼浪費時間的高爾夫運動。我是個運動迷，在政大教書及退休以來，三十幾年，除了出國開會及進修外，每年政大的校慶運動會我都會出席，雨天的運動會幾乎從未錯過，連水準那麼差的運動會都樂此不疲，何況迷人的高爾夫運動呢？ 過了不久，有一位老同學說，新竹有一科技大學急需一位通識老師，並已向校長推薦並要我馬上去報到，條件是我至少要陪這位住在新竹的老隊友每星期打一場高爾夫球。我一想那所科大附近有家頗富盛名的高爾夫球場，而且每星期只上8堂課，有很多時間打球。所以我就向政大提出辭呈，在2004年2月前往那所科大報到。報到不久，還未下場打球，校長就要我接任教務長工作，我聽了連忙拒絕，我實在不想再擔任繁雜的行政工作，但校長軟硬兼施，說如不接教務長職，就不發聘書。校長也透過排球老隊友說因前教務長出了紕漏，希望我幫忙，以解燃眉之急，也許只任一學期，等他找到合人選。我一方面已離開政大，毫無退路，另一方面在這位科大校長之同學，也是我排球隊老友的勸說之力，接下了這所科大教務長之職。 這所私立科大之董事會派系林立，糾紛不斷。其中有幾位董事會成員常常干涉校務，使行政運作更加困難。加上校長與董事會一些董事理念不合，勾心鬥角，使校長心灰意冷，遲到早退，夜間部的行政工作及會議就落在我一人頭上，使我一星期五天不得不住在只有三、四坪大簡陋的單身宿舍。從早到晚忙碌不堪，更遑論下場打高爾夫球。幹了教務長二年，2006年寒假到美國探望孫女時，突然接到校長辭職的消息。根據教育部之規定，因學校未設副校長，教務長遂成為代理校長。我回家不久，就有人要我辭職，因為他們可以趁機取而代之。但教育部說依照規定學校必須登報徵求新校長人選，等一切手續完成後，才能正式交接。這時有一派董事找我，提出相當優厚的條件，要我出來競選校長，並保證一定當選，但他們也提出要求：第一，財政及人事我不能管。第二，要我必先簽切結書，自動請辭校長職位。在此切結書中先簽名蓋章，但未註明日期，將來我這位校長如不聽話，就可以隨時拿出來逼我辭職。第三，也是最可怕的是要我給他們一顆校長印章，由他們保管。此印章作何用，大家可想而知。聽了他們所提出的條件後，我認為不可能簽下賣身契，就回絕了。 卸下行政工作，就完全解脫了多年來的行政工作，只擔任學校的講座教授直到2009年7月正式退休。退休後空閒多了，開始有多餘的時間打高爾夫球及網球，但這時已接近古稀之年，廉頗老矣，雖然每餐飯還吃的很多，但高爾夫球技已很難進步了。 有人說一個人退休後，想過的好，必須要具備三個要素，一老本，二老伴，三老友。老本指經濟來源，如沒錢的話，天天為錢發愁不可能過好。這一點我還好，兩個兒子都已結婚，也都有不錯而穩定的工作，我跟內人的積蓄不很多，但還過得去。老伴，指的是另外一半，我們從認識至今已超過55年，結婚已近50年，他是我第一個女朋友，我們那個時代不像現在的年輕人，愛情生活多采多姿，結婚也好，不結婚也罷，有多少人會從一而終？但不管如何，我們也曾有一段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戀愛經驗，總比江金太老師的那種媒妁之言，而一定終身的婚姻，精采多了。江老師在一次相親後不久就結婚了，他們約在台中一間飯店相親，一出台中火車站，江老師母親就指著走在他們前面的一位女孩說，他就是你要相親的對象。江老師由背面看到前面高挑而火辣的那位女孩，就對他母親說：「好了，好了。」他母親說別太猴急，見面再說。等到面對面坐下後，江老師更為滿意，但那位女孩卻掩面而泣，回家又大哭了兩個月，終於決定嫁給江金太老師，從此以後大家都知道王子與公主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了。 我今年已是75歲的老翁，內人與我都還健康，有空到處旅遊或打球，委實不易。內人是台北二女中畢業校友，兩年前他們校友聚會到國外旅遊，夫妻都參加的不到三分之一，因為這些二女中的配偶或病或殘或已故去，夫妻健在而且能旅遊的不多，所以旅遊時都由我跟幾位少數老男人代搬行李，想不到內人因此就被選為下屆二女中她們同學會的負責人，她現在忙於聯絡她們那屆人僅存一百多位同學聚會事宜。我們系的閻沁恆老師，今年以八十六高齡，他的夫人也有八十多歲，但在十幾年前，因病住院，閻老師天天早上及下午到深坑的安養院照顧閻師母，天氣好的時候，在深坑街上常可見到閻老師推著輪椅帶閻師母出來走走。還好閻老師身體很健朗，早上4點多就到校打網球，6點多回家洗澡後再到深坑照顧閻師母，真可謂鶼鰈情深，令人欽佩。至於，王壽南老師身體還好，眼睛開刀後還能看聖經呢！而江金太老師，自稱從頭到腳都有毛病，但因江師母的悉心照料，至今還活得好好的。但有一次，江師母到國外旅遊幾天，回來時發現江金太老師病得奄奄一息，因為江老師只習慣吃江師母所煮的幾道菜，害得江師母再也不敢遠遊了。        至於老友，我自認老友不少，但近幾年來常常接到朋友生病或去世的噩耗，有一次一位老友在網球場上發球後就倒地不起，他的往生與八年前廖風德老師的去世也有點類似，來得很突然，真令人不捨。我們系的蔣永敬老師今年高齡95，除重聽外，還很健朗。杜維運老師三年多前在加拿大動攝護腺手術，手術很順利，第二天就回家了。但第三天回診時，卻因細菌感染突然去世，享壽84。杜師母說杜老師一生都未曾住過醫院，想不到一個小小的手術卻因醫院的疏忽而去世。杜老師是我大一的中通老師，我與他特別親近，他的岳父是我的高中老師，杜老師退休那年我曾開車帶杜老師夫婦到我的老家屏東及墾丁旅遊，沿途在車上杜老師及師母告訴我不少他們的秘聞。近年來，暑假中，我都會到西雅圖探望我兩個兒子及孫女，西雅圖離杜師母住的溫哥華只兩小時的車程，前年我跟家人曾去杜老師的墓園祭拜。那個墓園離杜師母家只有一、二百公尺，杜老師去世前，路過此地，見到滿園的櫻花及面向海灣的美景，杜老師就告訴杜師母說想葬在此地，想不到過了半年，一語成讖，杜師母就買了墓位，把杜老師安葬於此地。那天我就在杜老師墓位獻上一杯酒，以誌從前大家一起喝酒之豪情。 今年三月十九日，我們另一位退休的胡春惠老師也辭世了，胡老師退休後一直在香港珠海書院擔任教職及文學院長，本系老師也屢受邀請前往珠海學院講學或指導研究生論文。二十幾年前，我們學校負責空中行專時，系上老師都要分配到全省各地面授中國現代史課，有一天午餐後與胡老師在成功大學散步時，他對我說：「哲郎兄啊！你知道民國38年時我曾住在此校園，也差點喪身在此地。」原來是大陸淪陷時，十幾歲的胡老師與家人離散，就跟舊部隊到了台南，駐在成大校園，這時胡老師得了重病，因無親無故，沒有送醫治療，還好有一位伙夫不時送一點菜湯給他喝，過了幾天，這位伙夫太忙忘了送湯，想起後急忙到營房小屋察看，想不到胡老師竟奇蹟似的痊癒了。後來胡老師因年紀太小就被送到鳳山的一所中學念初中，晚上就以教室為家，直到高中在屏東中學畢業後，順利考上政大政治系，為了生計，胡老師就去應徵當家教，學生家長是當時生意相當興隆的北平樓餐廳，家長聽胡老師滿口河南口音，又姓胡，遂問胡老師，胡某人你認識嗎？胡老師回答說他是我父親。餐廳老闆一聽大吃一驚，原來胡老師父親與學生家長的這位餐廳大老闆曾在河南省之縣政府做事，而且是結拜兄弟，從此胡老師就受到這位張老闆親切的照顧，後來胡老師與他父親也聯繫上了，1988年胡老師也接他父親來臺灣共度了二年半的親情。                 其實，除了老本、老伴及老友之外，最令人懷念的是歷史系畢業的同學了，我自認記憶力不錯，以前歷史系所二百多位學生都可以叫出名字來，我曾在香港街上、在美國、在台南火車站、在飛機上、萬里長城上、捷克布拉格街上，也在台北捷運車上碰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女同學，我讓座給她，並且叫她的名字，她大為驚訝！但近年來因年紀已大，白髮蒼蒼而視茫茫了，出外及應酬較少，除在史學界服務的系友外，已很難碰到畢業的同學了，但近一、二年，我常在道南溪邊散步，偶爾會碰到一些系友，如黃啟清、張偉裕，也曾偶遇幾位叫不出名字的同學，希望同學們再碰到時，先報出姓名，以免我們猜測，徒增老人家之煩惱。

 教師動態     1. 本系朱靜華老師榮獲本校102學年度專業課程類之教學優良教師。 2. 本系羅彤華、林美香老師榮獲本校103學年度學術研究獎之研究優良獎。 3. 本系林美香老師榮獲104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 4. 劉祥光老師擔任本系系主任，任期已105年7月31日屆滿。楊瑞松老師獲選為新任系主任，任期自105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 5. 崔國瑜老師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於104學年度第2學期升等為副教授。崔老師係比利時魯汶大學神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希臘化文化、西方基督宗教史。 6. 本系羅彤華、崔國瑜老師榮獲本校104學年度學術研究獎之研究優良獎。

 客座教授簡介：王柯老師 1956年生，日本東京大學學術博士，神戶大學研究生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國家構造、中國近現代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思想、近現代國際關係視野中的民族問題、中國伊斯蘭教社會運動和國家認同等。 主要著作有：《民族主義與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歷史認識》、《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年代--1940年代》（以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灣政大出版社），《「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研究——中國的伊斯蘭與民族問題》、《20世紀中國的國家建設與「民族」》（以上東京大學出版會）、《多民族國家中國》（岩波書店）、《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 本系通過科技部的補助，於104學年第2學期邀請王柯教授至系擔任客座教授。王柯教授在研究部開設為「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在大學部開設課程為「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

 胡春惠教授追思會報導   5月14日時，政大歷史系為已故退休老師胡春惠教授舉行紀念追思會。許多胡春惠教授的友人、學生，紛紛來到文學院視聽室，一起追憶老師，並送老師最後一程。 胡老師追思會是由政大歷史系前主任，胡老師的好友周惠民教授主持，在追思會開始前，視聽室播放著胡春惠老師生前的照片，讓與會者再次懷想老師的身影。 追思會首先從為胡老師默哀一分鐘開始，也讓現場氣氛變得凝重而哀傷。默哀完畢後，便由胡老師的家屬代表，胡欣可先生簡述了一下胡老師逝世的情形。讓與會的眾人明白胡老師生前最後的情況。隨後，由胡老師的故舊門生上台致詞，閻沁恆教授、孫子和教授、明新科大張紹鐸董事、中華救助總會理事長張正中先生、呂凱教授、張廣達教授、珠海台灣校友會宋孟遠理事長、近史所張存武研究員、張哲郎教授、陳英杰教授、林德政教授、若松大祐教授。致詞的人或分享和胡老師的互動，或緬懷老師的事蹟，或再次向老師致上謝意。若松大祐為了參加追思會，遠從日本專機飛來臺灣，為了給胡老師獻上最後的敬意。 眾人致詞完以後，家屬代表胡欣可再次上台致家屬答謝詞，感謝大家今天特地前來參加胡春惠老師的追思會。最後，現場以播放投影片，再次回顧了胡春惠老師的一生，為追思會畫下句點。

 系友回娘家 5月14日為本校校慶暨系友返校日，歷史系為了歡迎學長姐，也精心準備茶會，讓學長姐感受到「回娘家」的溫暖。 到了下午，隨著學長姐的到來，季陶樓會場更加溫馨了起來。學長姐們見到許久未見的老同學，除了互相寒暄之外，興奮之情使得會場的氣氛格外熱烈、感人。今年也特別邀請王壽南老師與張哲郎老師參加，分享老師的近況與回顧數十年前揮灑青春的歲月，就彷彿回到了大學時活潑、熱血的模樣。 學長姐們在各行各業中大放異彩，展現歷史系多元發展的成果。同時，學長姐也很樂分享工作經驗，並且勉勵學弟妹努力、加油，闖蕩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下。 學長姐們的感情依舊融洽，也期許我們能夠一樣，在外頭磨練之後，依然與同學的感情長存。 今年適逢系友會長改選，經過現場系友們的提名與投票，最後由第16屆系友、東華大學歷史系陳進金教授當選下一任系友會會長，系友返校日也在此順利落幕，期待明年五十週年系慶時再相聚！

 羅彤華教授著 《同居共財：唐代家庭研究》（台北：政大出版社，2015）   本書介紹 本書從權力結構、財產處理、成員與倫理三大方向分析唐代的家庭問題。權力結構篇主要觀察家庭內部如何按規範來運作，方能維繫家內秩序，研究主軸從戶主、家長、尊長、家主這些身分來思考，期能找出家內擁有最大權力的人，以及家法與國法的關連。財產處理篇在解析「同居共財」的意義，界定共財親的範圍，說明其與父財說的歧異點，並探討衝擊產權歸屬甚大的犯罪家財没官、孤幼財產危機等課題。成員與倫理篇在剖析家中成員的互動，與涉及的倫理因素，所論對象包括繼母子與異母兄弟，婆媳問題與孝道倫理，養子與本家、養家的關係，依附投靠的內外親與恤親思想，以及官人的父母喪制。當家庭接納不少非原生的外來成員時，他們要如何融入這個家庭，在親情之外更要強調倫理因素。本書不只是一部社會史、法制史、財務史，也同時是文化史、倫理史、禮俗史。   作者簡介 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近年之研究課題包括社會經濟史、國家財政史，以及家庭史，發表論文數十篇，並著有《漢代的流民問題》、《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唐代官方放貸之研究》等專書。       楊瑞松教授著 《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增訂版）》（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   本書介紹 本書以「病夫」、「黃禍」和「睡獅」三項當代所熟知的西方視野之中國形象，研究其在近代中國思想論述的豐富意涵，系統性地了解這些符號對於近代中國思想論述中有關國族建構的影響。本書藉由釐清分梳百年來東西跨文化和跨語境互動過程的錯綜複雜關係，深入理解與分析中西文化百年來交會過程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價值，其愛憎交雜的糾纏心情；並剖析在公共集體記憶中，國族符號背後的複雜形成歷史，因而得以重新反思百年來「病夫」、「黃禍」和「睡獅」，持續作為近代中國國族認同符號的深遠意涵。 作者簡介 楊瑞松，1963年出生於台北市。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獲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學位後，於1997年取得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ＵＣＬＡ）歷史學博士學位。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心理史學、史學理論與方法。       Yang, Jui-sung(楊瑞松)教授著 Body, Ritual and Identit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Qing Confucian Yan Yuan (1635-1704), Leiden: Brill, 2016.   本書介紹 Yan Yuan (1635-1704) has long been a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Although marginalized in his own time largely due to his radical attack on Zhu Xi (1130-1200), Yan was elevated to a great thinker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cause of the drastic chang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climate. In "Body, Ritual and Identit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y Qing Confucian Yan Yuan (1635-1704)," Yang Jui-sung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mplexity of Yan s ideas and his hatred for Zhu Xi in particular need to be interpreted in light of his traumatic life experiences, his frustration over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nxiety caused by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Moreover, he sh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as a cultural critic of the lifestyle of educated elite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By critically analyzing Yan s changing intellectual status and his criticism that the elite lifestyle was unhealthy and feminine, t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Yan Yuan serves to shed new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eatures as well as problems of educated elite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