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2年11月即獲得了教育部認可的副教授證書的，但因為後來我又被借調到正中書局任總編輯三年，九年後，我卻仍是一個副教授，年資雖然早已夠了，但是要想升教授，除了每年有論文發表之外，還得有一本代表作的專書出版。為此我在離開正中書局回到政大之後，我便思索在民國史領域中去尋找一個專題，我想這一研究方向既應是歷史上的問題，但也應與時代需要性相符合，如此才更有社會之價值。而擺在今天十多億中國人面前的，自然是海峽兩岸關係何去何從問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分裂的國家，而東西德南北韓便是最著名的兩個例子，因為我曾在韓國作博士後研究一年，而且對南北韓也比較關心，所以我注意到南北韓曾有過統一韓國的對話，對話中曾被提及的統一方案便是如何共建一個高麗聯邦（注意國名既不用韓國也不用朝鮮），主張在不廢除原有兩個政府前提之下，由邦聯走入聯邦，用一步一步一點一滴的整合，逐漸達成統一，這一主張對我頗有啟發作用，所以我決定對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作為研究的目標。為此我拜訪了當時剛從新加坡載譽返國，居住在台北市金華街公寓的吳湘相教授，他是我最仰慕的中國近現代史史學前輩，這一題目竟獲得了他雙手的贊成。原來他是湖南人，而當他在明德學堂讀書的民國11、12年，湖南省人正扮演著聯省自治運動的急先鋒角色。
最後我確定了我的新書名字為《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為了找資料，我勤於跑中研院近史所和黨史館及國史館史庫，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則是政大社資中心的一套香港《華字日報》的微捲。《華字日報》原件藏於香港大學馮屏山圖書館，所以我祇得從閱讀機上把前後約十年的《華字日報》，從頭到尾看過，兩年下來我獲得不少線索，但我的眼睛近視度數也急速增加。這本書在三年以後正式由台北正中書局出版了。經過校外專家秘密評審，在1984年我也拿到了教育部頒發的教授證書，但是我的眼睛也被榮民總院劉容宏醫師確診為黃斑病變，他警告我今後祇能省著點用，根治復原是不可能的了。其實早在我初任副教授時，我的眼睛已出現了飛蚊症，我去看了台北市眼科的名醫那雨大夫，他便警告我：「要少看書少看電視，否則你的眼睛會壞得很快」，但是我告訴他他少看電視我辦得到，然而少看書我卻無法做到，因為一個在大學裡靠教書為生的人，怎可不看書的呢。結果那雨大夫很幽默但卻也很無奈地告訴我，他能做到的是看眼睛的病，卻不能看眼科以外的你的職業病。是阿，作人文社會科學的教授們，那一個不是戴著厚厚的鏡片的眼鏡呢，所以我幼年時故鄉人稱眼睛為「文明鏡」，還真有點妥貼呢，因為人類的文明本就需要文化人用犧牲奉獻的代價來累積的。
我從大學到研究所讀的都是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各國政府及政治、國際政治和行政學等，但是我所從事的工作卻是教授中國近現代史，這點倒很像武漢大學前輩學者李劍農先生，在英國修政治學回國後卻研究中國近代史一樣。歷史系在政大屬於文學院，不管是社會科學也好，或者是人文科學也好，要的都需要有廣泛的知識做基礎，我雖然有了博士學位，有的時候也被初識者以「胡博士」相稱，但是我聽到這一稱呼時，總會有些「貨不對辦」的汗顏感覺。因為學海本是無涯，有很多知識我仍是孤陋寡聞一點也不博。就像我們的老師王雲五先生，據說他曾讀完《大英百科全書》，但有時對一些問題，有時也會茫然，所以我從文化大學、輔仁大學，後來到政大教書起，我便努力慫恿當時的文學院院長徐佳士和校長歐陽勛兩位先生，在學校裡舉辦些對內的小型學術報告或討論會，以開拓教授同仁們的知識領域，但是他們或者因時間或精力有限而興趣缺缺，或者是因為挪不出經費而有其他要務，對我的建議總是一笑置之，充耳不聞。無奈之下，我祇有把我的想法在教授休息室中向較年輕的教授們傳達，並徵求他們的認同，想不到兩三個月之後，成效便十分良好，其中包括法學院、文學院及商學院的三十多位同仁均願意加入這一想法，我在教授餐廳中舉行了一次餐會，決定了每月一次由一位教授以專題的方式，報告他的研究心得或讀書報告（中外文書籍均可），然後回答同仁提問或質疑並接受批評，而每一次的報告人便是下一次報告會的召集籌辦人，並負擔一切事務及咖啡茶點及工友的加班費，這一活動既然是在交換新知及激盪思想，在舉行了兩次以後，我便徵求大家同意，將此一沒有組織的活動定名為「道南問學會」，這一名稱與「終南捷徑」有關，與「週行南針」有關，與「道在屎溺」有關，更與政大位於台北市文山區指南山下的「道南橋畔」有關。其中積極參與此一活動並出錢出力的計有巨煥武、蔡明田、譚溯澄、吳瓊恩等教授，幾年以後我被張京育校長任命擔了歷史研究所所長，我有了一個可以對外活動的小基地可以利用，所以我就利用政大歷史所的名義，向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用推廣社會教育活動的名義，申請了一筆小小的經費，撥歸「道南問學會」，用作茶水、點心及會議室工友的夜間使用費，從此經費有了著落，便可順利的運作下去，每次的問學會我既是發起人因而幾乎從不缺場，這一活動便成為我在閱讀和圖書館之外，吸收新知的重要場所。就記憶所及至少舉行了三十多次，一直到1991年我從政大休假前往香港任客座教授一年之後再回政大時，才知此一教授同仁們互相吸取知識、質勤問疑的「道南問學會」，卻不知為什麼未再運作下去。
可能是我在黨史館工作時，便負責承辦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每月一次的「中國現代史研討會」的關係，使我深深相信學術會議的本身確實是加深專業知識向上發展的動力之一，所以在「道南問學會」停辦之際，我便替政大歷史所和美國的黃興學術基金會籌辦了一個「黃興與近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我並將此一籌辦會議的主要工作，交與呂紹理等幾個博士生承擔，藉此磨練他們任事的能力和辦理學術會議的經驗，現在彭明輝、呂紹理、李道緝等已多是大學裡歷史系名教授和系主任了，我想當年他們的辛勞也已化為他們今後領導歷史學系的本能。「黃興與近代中國」之後，政大歷史所和黨史會等又合辦了兩次中小型的學術會，然後因為我每月還需要搭飛機遠赴香港兼課，為了不耽誤所務，也為了促成所、系間的協和，我主動地向張京育校長辭去了所長的兼職，自然地促成了所系的合併，但我除了專心授課之外，我對所、系的事情仍積極地參與，例如我協助後任張哲郎兄辦理了「日本南京大屠殺五十周年」的學術會議，這是台灣地區唯有的一次代表中國人聲討日本人侵華罪行的會議，會議的真正發動者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書的吳天威教授和在香港的杜學魁先生，是1997年7月北京舉行「盧溝橋事變六十周年」的學術會議中，他們幾位先生集體到我的房間敦促我在台灣要設法籌辦這一會議的，藉此以表達台灣社會裡也有人在譴責日本的此一暴行。這當然也反應了我內心對日本軍閥的痛恨，因為我的三伯、四伯都是在八年抗戰中日本侵占故鄉時的被慘殺，這在兒時的記憶中知道曾經帶給了我們胡家老小當時不小的愁雲慘霧。因而我自告奮勇地替哲郎兄籌募經費，最後在劉維開學弟的穿針引線下，找到了「團結自強協會」白萬祥和伊宏先生的經費支持，也惹起了事後李登輝總統在被日本《春秋雜誌》記者質問台灣也有反日情結時的尷尬和不快。因為這一次原本我和李思涵、張存武、劉維開等教授計畫祉邀請三十多人的小型會議，後來在政大第一會議室舉行時，竟有兩百多人出席，且有不少身歷其境的老年教授爭相發言，並錯把我們邀請來的幾位日本學者作為痛斥、洩恨的目標，其實應邀前來出席會議的立命館大學金丸裕一等日本學者均是反戰爭的。而我和哲郎兄也並不是真的像李登輝總統所指的，那祉是一小撮激烈的台灣反日分子，相反的我祉是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我也反對一切戰爭，原因是我深切地體會到一兩顆小小槍彈，便會摧毀一個家庭幾十年的幸福。所以我一向反對戰爭，我更反對戰爭中或戰爭後激烈的報復特別是民族與民族、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報復，因而我對我的日本籍研究生卻一向十分關愛，如現在在台灣南部當教授的紙矢健治君，以及現在仍在東京大學修研博士學位的若松大佑，到今天已經畢業十多年，他們與我仍保持著聯繫。
我的手掌紋生得十分零亂，特別是被手相家指為主導事業線的一條手紋，紋路總是忽續忽斷，依看手相者的說法，我的事業應該不是一線到底十分通順的。我出身小兵，我在私人公司做過董事長的秘書，還曾因此幾乎下海變成商人，我在台北當過短時間的新聞記者跑過國會新聞，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黨史會待了六年，也曾一度想到中央組織工作會從事更核心的黨務工作，後來我再到正中書局擔任總編輯，尤其是正中書局總編輯地位不錯，優渥的薪俸讓同儕教授們羨慕。但是我最後仍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回到大學教書，屈指算來也近二十餘年，在這二十多年裡，我的心情基本上是安然愉快的，如今想來，愈來愈覺得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我在政大先後開設過「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政治史」及「中韓關係史」等課程，整天徜徉在政大的校園和圖書館中。在圖書館裡真的像挖金礦一樣，貪心不足地急尋急覓，有意或無意之間偶有所獲，內心裡便會同真地雀躍幾下。在課堂中更向蠶吐絲一樣，講述我的心得和觀點，以博取學生們的共識。對我而言，這些共識愈多，我的成就感就愈大，我下課回家的路上，想到剛才課堂中研究生們的回應便愈覺興奮，何況在看學生們的學期報告和師生對話中，我自己相對地也教學相長，獲得一些啟發呢。所以我自認到大學裡作教授乃是我一生聰明的選擇。特別是每天所接觸者，均是有思想有見地的同仁和學生，豈不正是哲人蘇格拉底一生希望能去與古希臘的荷馬談天說地那樣求之不得嗎，這或者也是唐人劉禹錫在其＜陋室銘＞中所說的「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雖然物質上居於陋室之中，但精神上又何陋之有呢？
民國90年8月我在政大退休，收拾起離情，告別了政大歷史系所師生，轉往香港珠海書院文史所任教授，並兼任了文學院院長，並為其創造了亞洲研究中心，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扮演中國兩岸四地及亞洲地區學界之橋梁，在亞洲各地與兩岸之間主辦和合辦了大、中、小型學術會議75次，其中包括了由我本人和陳勝鄰、周惠民教授發起的兩岸三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這也算是對學術貢獻的另一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