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變民國：1930年代之中國」青年學者論壇會議紀要
許慈佑(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
「百變民國：1930年代之中國」青年學者論壇於2018年3月2-3日舉行，本年度為第三年舉辦，兩天共計兩場專題演講，邀請呂芳上教授、中華民國四海同心會黃埔後代聯誼會會長石齊（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研究員），分別以〈摸索近代國家的路向：1930年代的中國〉、〈抗戰初期的南口戰役〉為講題；九個場次九項主題進行，30位發表人分就「中日關係」、「國際參與及認識」、「軍事組織」、「派系與主義」、「軍事計畫與制度」、「政治制度與變革」、「國際關係與情勢」、「政治與人際網絡」、「社會與學術」提出撰稿初步概念計畫。
以下為專題演講和各場次發表內容紀要：
專題演講1
呂芳上：〈摸索「近代國家」的路向：30年代的中國〉
1930年代的中國是「民族國家」、「現代國民」形塑的重要階段，跨訓政時期與抗戰中國，知識界能有百家爭鳴的局面與空間。既是一個建設多於革命的時代，也是一個社會文化運動、論辯的年代，也是難得的朝野有建設和發展的共識。舉例而言，30 年代的中國，三民主義當道，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論議仍大放異彩，讓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一定的約束下滲透、僭行、甚至擴散。大問題的討論，大到可能動搖國本的爭辯；小問題涉及你我他的日常生活。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婦女等問題，即便到現在也是重要課題，是十分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時代。
專題演講2
石齊：〈第二次中日戰爭史戰紀要──以南口戰役為例〉
南口戰役為七七事變中日間第一場雙方軍師級精銳部隊間的硬仗。並以南口戰役研究為例，提出兩岸公開並整理所有國軍抗戰方面的檔案資料，並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搜尋翻譯日軍檔案，集結中、日兩國相關檔案，對比中日雙方戰爭紀錄資料，而能公平而公正的研究與評斷中日戰爭。
第一場次主題「中日關係」
發表人：馬曉娟、高柳俊秀、羅皓星、許慈佑
馬曉娟〈九一八事變與「滿洲國」成立：石原莞爾與日本陸軍「中堅層」的戰爭實踐〉，認為日本軍事教育體系下，陸軍大學的畢業生「中間層」菁英集體的崛起與日本對外發動戰爭的時間息息相關。其中，九一八事變和「滿洲國」建國，即是這群受近代化德式軍事教育的日本陸軍「精英」群體首次的戰爭實踐。此次實踐是在對外擴張、奉行軍國主義的日本國家政策下，陸軍「中堅層」軍人的集體行動與策略，也是他們通過戰爭成就自身的第一步。
高柳峻秀提出〈1930年前後中國的日本研究：以日本研究熱與日本研究雜誌為中心〉。本文為作者博士論文的一部分，解析為何一九三○年代為何會出現研究日本的熱潮，原因乃在整個時代留日的熱潮、日文是最佳媒介、就業的利器。日本駐中國各地領事館雖留意到這樣的情況，唯評價不一。核心問題想闡明兩點，一是1930年代知日派的位置，一為日本熱的研究內容與特徵為何，並指出當時在抗日民族主義高昂的情況下，同時也有一股日本熱正在形成，日本對此回應是既關注也相應形成中國熱。
羅皓星〈1930年代日本與中國實業界之往來──以兒玉謙次為例〉一文提到，兒玉謙次作為日華實業協會的重要人物，曾參與多次中國政商界人士的訪日行程，並致力促進中日兩國實業界的交往。作者擬用兒玉謙次在1950年所撰寫的《中國回想錄》為主要材料，輔以中日兩國人士的記載，嘗試以兒玉謙次為首的日本經濟界視察團為例，探討1930年代日本實業界與中國政商界之間的互動。通過此次參訪行程，作為1930年代中日關係的一種側面觀察。
許慈佑〈從《周佛海日記》看其如何解讀中日關係和附日政權〉一文嘗試從周佛海自身的想法為依據，透過周佛海如何解讀中日之間的關係，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周佛海，又如何看待所謂的「偽組織」，解析何以留日而不親日，親蔣而不親汪，最終選擇與汪兆銘攜手出走，投入和平運動。又，「偽組織」與附日政權在其解讀之中是否有所異同等。
第一、二場次主題結束後，由復旦大學博士生張燚明代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介紹「抗日戰爭與近代中關係文獻數據平台」的成果及相關使用方式。文獻收錄包括中、英、日文之書籍、期刊、檔案、報紙、圖片、影音等，現階段以抗日戰爭時期資料為主，未來將以涵蓋1911年至1949年之間的檔案文獻。
第二場次主題「國際參與及認識」
發表人：許峰源、劉芳瑜、侯嘉星、周海建
許峰源〈中國參與遠東國際氣象會議及其影響〉一文，討論1930年、1937年兩次遠東氣象局長會議的召開，並從各項決議剖析其對中國的影響。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置西沙島無線電氣象臺過程，面臨內外折衝過程，與法國掀起島嶼主權之爭。1937 年初，第二屆遠東氣象會議中提案將東沙島改制為標準臺，與西沙島氣象臺之建置納入該項議題討論範疇。作者認為，在國際航線競爭趨勢下，東沙島與西沙島氣象臺也肩負起推展航空氣象合作的重任。
劉芳瑜〈中國氣象會議的召開及其影響（1930-1937）〉一文嘗試以1930年代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針對當時氣象觀測運作情形，於1930年、1935年、1937年召開三次全國氣象會議爲分析對象。由三次會議商討的過程中可知當時中國觀測問題的複雜，儘管氣象建設只在開端，技術專家仍試圖在現實的框架下，透過各種方式改善、整合中國氣象觀測的環境。作者認為，改變之處雖小，均成為往後中國氣象事業的基礎。
侯嘉星〈農藥作物魚藤在近代東亞的認識、移植與利用經驗〉一文，以魚藤這種農藥作物，在東亞地區的認識、移植與產品流通為線索，希冀探討新物種引進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分析中日之間農業化學事業發展的差異；以及此一殖民地經驗，1945年以後繼續在中國大陸發揮的影響。
周海建〈影藝的政治：「阿比西尼亞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一文，討論1937年2月蘇聯影片《阿比西尼亞》在上海上映而引發義大利水兵搗毀中國戲院的事件，致使國民政府陷入一場牽涉中、蘇、意三國的外交糾紛，最終又因二戰爆發不了而了。作者認為，「阿比西尼亞事件」恰恰說明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思潮的1930年代，所謂「民族恥辱」不僅是弱國反對強權的「專利」，也為義大利等強權國家製造其施加強權的口實。
第三場次主題「軍事組織」
發表人：陳佑慎、張燚明、金之夏
陳佑慎〈抗戰前國防部組建案的擬議與討論〉一文，嘗試運用國民黨人研究替代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各種制度方案，並評析其討論過程的歷史意義。作者認為，暫不論這些方案的落實程度，其本身即應視為探討國民黨政治與軍事發展的良好切入點，藉以明晰近代中國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中政治、軍事機構制度集中化與理性化的若干問題。
張燚明〈蔣介石為何創建國防最高委員會〉一文嘗試以「人」為本的政治制度考察，梳理抗戰機構與人之間的關聯。史料運用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國防檔案」為主，黨史館「政治檔案」、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為輔。作者認為，蔣介石創建國防最高委員會目的有二，一是藉此清除汪精衛在黨政系統的影響；其次是透過組建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重整各專門委員會，加強自身智囊團。創設國防最高委員會，基本上強化蔣介石的個人集權。
金之夏〈軍事史口述回憶的蔽與蔽──以台兒莊戰役為中心的考察〉討論口述回憶在軍事史的三項要點：回憶者當時知道多少、記得多少、想寫多少。以台兒莊戰役為例，多數參與者即如高層也未必全盤得知從命令發布到執行的過程；其次是撰寫回憶錄者記得多少，因口述回憶常受其他研究影響；撰寫程度上，因後來經驗經常左右過去記憶，1949年後政治大環境的變動導致強調政治正確而產生回憶的偏差。故還原一場戰鬥難以僅透過回憶錄而真實還原。
第四場次主題「派系與主義」
發表人：施純純、林威杰、劉文楠
施純純〈1930年代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以《前途》、《社會主義月刊》、《三民主義月刊》之法西斯主義觀為例〉試圖論析1930年代法西斯主義思潮在中國出現的面貌。尤以國民黨內各派系如何詮釋法西斯主義，以呈現中國法西斯主義思潮之分歧與多樣性，及國民黨各派系於思考中國救亡圖存與未來走向的策略構想。
林威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黨內派系衝突〉一文大量參考調查局檔案，闡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後黨內派系面臨的問題與分裂危機。文中提到，由於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受中共黨內何孟雄等人挑戰，何孟雄等人於上海開會時為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然據調查局檔案顯示，此次被捕事件實際上係受王明指示向當局告發，以遂其借刀殺人目的，鞏固甫上台的國際派領導地位。然而，中共官方指控王明的罪名卻從未提及王明指示告密一項。
劉文楠〈徘徊於專制與自治之間：1930年代中葉中國技術官僚的興起〉一文，試圖考察1930年代中期興起的一批具專業技術能力的技術官僚，從量化統計和個案分析兩方面入手，研究其與獨裁領袖的關係、在國家建設中的作用、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抱負，進而思考其於整個中國官僚體系發展歷程中的位置。
第五場次主題「軍事計畫與制度」
發表人：蘇聖雄、姜濤、楊善堯
蘇聖雄：〈諜定後動：戰前國軍的國防計畫（1929-1937）〉一文擬直接分析戰前的各種成文作戰計畫，嘗試提出是否與現實謀合，並參照相關日記、回憶史料，避免受國軍後來檢討概括的影響，期能補充相關爭議之不足，深化有關國軍如何面對中日戰爭之學術研究。
姜濤：〈南京國民政府十年兵役制的討論與定調〉一文提到隨著編遣會議的流產，及外患的迫近，兵役制轉以對外禦侮為目的之討論。與此同時，儘管19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對兵役制的選擇以徵兵為主流，亦有倡議募兵制、民兵制的聲音。作者初步認為，1933年頒布以徵兵為主體，兼采募兵、民兵特點的《兵役法》標誌著兵役制度的定調。
楊善堯：〈1930年代中國政治意涵銅像設立風潮〉一文，旨在從檔案中窺知並舉以數起案例為例，以探討這股起於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蔚為盛行的中國各地銅像設置風潮，其設置之緣起、過程以及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意義究竟為何？作者初步認為，之所以有這樣的設立風潮則是為政治穩定之故。
第六場次主題「政治制度與變革」
發表人：張智瑋、施陸、許惠文
張智瑋〈政治刷新──1930年代的行政效率研究會與行政改革〉一文論析1930年代國民政府將提高行政效率作為「刷新政治」的重要手段，用以建立現代政府與國家的這段過程。作者認為，隨政治刷新的風潮下，講求行政效率的革新，建立現代化的行政體系亦為一股重要的潮流，具體的成效雖未達理想，然也反映時人對於政治現代化的努力。
施陸〈1930-1940年代華北的中日菁英網絡、宗教與國家建構〉一文分析1930-40年代華北地區政治與宗教的關係，關注當時華北的中日菁英網絡中宗教的定位和作用。藉由以天津為活動中心的「中日密教研究會」為例，以此考慮抗戰前宗教在中日關係裡的角色。華北協力政權建立後，政權的核心人物同時參加佛教同願會、五台山向善普濟佛教會、救世新教等宗教團體，作者認為，這顯示政權內部架構與宗教網絡的密切關係。
許惠文〈重探廣西光共造產〉一文側重探究國民政府鄉鎮造產各種面向的同時，以廣西省的經濟建設與國民政府的鄉鎮造產之間的關聯性為主，並比較新桂系與國民政府間在鄉鎮間推動理念的異同。
第七場次主題「國際關係與情勢」
發表人：蕭李居、帶谷俊輔、伊丹明諺
蕭李居〈國民政府對德日「防共協定」的反應〉一文，重新審視1930年代的中德關係的本質，並提出三點結論，一為德日防共協定不只是德日兩國之事，而為中德日三國之間的平衡。其次，中國對德日密約的探尋與協定的反應透露出三十年代中德關係的本質，在建立傳統正常官方機關間形成的互利平等軍備貿易關係，其三，日本推動與德國聯合同盟締結防共協定，在在表明日本已觀察到納粹德國政治權力的轉移，以納粹黨為突破口，建立親密關係。
帶谷俊輔〈The Nine-Power Treaty: the Failure of Organizationand the Resurface in the 1930s〉一文討論九國公約在1930年代的發展情況。九一八事變後，中國與除日本之外的各國慎重考慮召開九國公約會議的可能性以免國際聯盟無法打開僵局，此即九國公約會議於1937年在布魯塞爾召開的原型。作者提出初步想法認為，國際勢力再度評估九國公約作為重構國際合作的意義和可能性，並試圖透過九國公約彼此合作；其次，在1920年代國際合作失敗後的1930年代，九國公約體系再次捲土重來。
伊丹明彥〈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ZhangXueliang pri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Xi’an Incident〉一文探討西安事變以前張學良和蘇聯之間的接觸代表的意涵，認為這是中蘇關係中重要的關鍵，認為張學良所派的代表可為蘇聯接受，無形中也成為莫斯科支持張學良的證據。
第八場次主題「政治與人際網絡」
發表人：翁稷安、趙妍杰、趙席敻、柴怡贇
翁稷安〈《陳克文日記》中的人際關係及派系網絡──以1937-1938年為對象的討論〉一文，結合數位科技與傳統史料的數位人文實驗研究，採用從機構導向到個人導向的資料庫，作者認為過去討論派系重視網絡，採用拆解文本的概念，作者試著採用數位分析的方式，分析派系關係的強度，以陳克文為中心點，予以文字資料結構化的整理，思考日記中陳克文與身邊人物關係的強度，本文為嘗試以日記為研究主體，輔以研究導向的資料庫的試驗。
趙妍杰〈穆光政之死：九．一八事變後蔣、閻關係之變動〉一文，說明穆光政事件重現此時期中央、地方與黨政間關係的複雜面相。（一二．一八慘案）九一八事變之後，全國學生掀起赴京請願呼籲抗日的風潮，山西進山中學生穆光政在請願時為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糾察隊槍殺身亡。此一突發事件最終導致山西地方權力的重組。借此契機，閻錫山驅逐代表蔣介石的中央力量，重返權力核心。
趙席敻〈陳璧君參與汪精衛的政治活動之探討（1935-1940）〉一文討論陳璧君在汪精衛的政治活動中的角色及位置，透過此角度以理解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作者欲以國史館的「汪精衛史料檔案」、「蔣中正檔案」、當時各重要報刊，及汪、陳重要友僚回憶、日記等私人紀錄，並以1935年至1940年此段汪精衛的人生轉折關鍵期，論析陳璧君是否如咸認之促成汪精衛脫離重慶、發表「豔電」到附日蘊釀和平運動之要角。
柴怡贇〈孤島時期上海辱華電影研究──由《新地》引發的文化戰〉一文，透過分析《新地》引發的文化戰，說明這場戰爭正是當時國內動盪局勢的縮影。作者試圖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辱華電影——《新地》，加以分析文本，並探討其上映前後的情況、社會反響，民國政府與各國使館間的交涉，電影製作方的立場及動機，以及由此所產生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
第九場次主題「社會與學術」
發表人：皮國立、洪主瑩、陳晧昕
皮國立〈中日戰爭前中醫救護隊與中西醫外傷、救護知識的匯通（1931-1937）〉一文，試圖從軍醫的角度切入，探討中日戰爭時期，中醫救護隊的成立與發展，賦予過去無法參與軍政事務的中醫之可能及空間，也促使中醫界思索過往的學術發展和未來。本文考察中醫與國家之關係、社會責任，及戰爭對中醫內部學術發展所帶來的深刻反省，除豐富中國醫療史本身的研究，亦補充目前中日戰爭史研究之全貌，作為傳統政治、軍事歷史之外的輔助和補充。
洪主瑩〈抗戰初期（1937-1939）的焦土政策難民問題〉一文，欲探討中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採取焦土政策所造成的難民問題。本文嘗試以長沙大火為引，討論焦土抗戰對平民生活、心理上造成的劇烈影響，政府如何救濟難民，挽救民心，此事件又如何促使改變國民黨的抗戰方針。
陳晧昕〈經營學術：1930年代國立中央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經費運作探析〉一文，嘗試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經費為出發點，析論1930年代史語所之財務運作與研究成果、研究人員生活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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