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以義
科學研究基於對理性的堅定信念
時光倒推一千年，每個人都面對這個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是地球繞太陽轉，還是太陽繞地球轉？如果歷史是可以理解的，那麼，你要給我一個可以理解的理由，就是當時為什麼認為研究「地球繞太陽轉，還是太陽繞地球轉」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我們想當然地認為：古人當然要研究科學，科學當然是要研究的。其實古人的想法和我們現在的想法很不相同。古人生病了，並不研究是不是吃了髒東西，而是認為他們需要去禱告。在這個問題上追問下去，研究科學或者說科學研究作為一個歷史現象，必然要有一個為這個社會所能理解的動力。這個問題在現今的讀者群中，不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但是古人或者會問：你為什麼要研究科學？你為什麼說研究科學本身是有意義的。司馬光就明確說過研究天象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要研究的是治理國家: 皇帝聖明，大臣稱職，儒學貫徹，這是保證人民的幸福。天上的事情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虛費人工」。
那麼，西方天文學研究最初的動因是什麼呢？原來當時人們認為，宇宙萬物是上帝向人提供的一個途徑，理解自然就是理解上帝，因為自然是上帝創造的。上帝在創造的時候把他的智慧放進了自然，使得人可以由此去發現他的智慧。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世界既然這麼井然有序，我們怎麼能夠相信它是完全盲目地產生出來的，而不是一個智慧的上帝創造的呢？
那麼，現在我們仍舊認為這個上帝真的是指向一個具體的人格神，比如耶穌？或者說，科學家在做最初的研究的時候，的確是指向一位人格神的嗎？還是指向人所不能理解的某種超級的能力？
其實都不是的，是指向了愛因斯坦說的斯賓諾莎的上帝，即理性的上帝。就是堅信「自然界是規律的，這個規律是可以被人認識的」。這兩句話是科學研究的前提。如果這兩句話得不到保證，科學研究就沒有了意義。我確定我的研究是會有結果的，我可能犯錯誤，但是我要研究我要找的這個東西是存在的。科學研究就是在接近斯賓諾莎的上帝。斯賓諾莎認為，作為整體的宇宙本身和上帝就是一回事，這個上帝包括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上帝是每件事的「內在因」，通過自然法則來主宰世界，所以物質世界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必然性。通過理解這種深層的邏輯關係而產生的宗教感覺，實際上是面對物質宇宙所展現的規劃而感到的敬畏感。這不同於那種人們平常所說的宗教感覺。那麼這個理性的上帝和世俗世界人們信仰的那個上帝是什麼關係呢？
上帝的根本屬性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同時上帝的另一個神性又是：他是不可理解的。上帝讓我們理解多少，我們就理解多少。這個最純粹的基督教說法，也是往往被大家忽視的。你要把這個事情做徹底的邏輯分析的話，會發現這裡面有不自洽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在強調上帝，另一方面上帝的意志又是不可理解的。那麼你怎麼能夠保證這個世界是有規律的呢？所以只能說，上帝創造世界，把規律放在這個世界當中，目的就在於對人的智性的啟示。使得人通過認識這種規律來認識到上帝創造的偉大。
民間信仰與科學信念是相同的確信
上帝的啟示有兩個途徑：一個就是你提到的話語，God’s word，具體就是《聖經》。但是語言本身存在一個理解問題，上帝講的話你聽不懂，怎麼辦？所以，另外還有一條就是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所謂God’s work，book of work。到科學革命高潮的時候，這個問題就很尖銳地提出來，聖經有些東西和自然所揭示的規律不一致。有人就認為是不是《聖經》錯了？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和神學家一般認為不是這樣的。《聖經》是語言的，簡化的，必須用你可以理解的形式向你傳達。如果上帝那個時候就對你說很複雜的科學的內容，你聽不懂。比如，《聖經》說上帝用泥土造人，是不是真的是地上抓一把土來造人呢？不一定是，這是一個比喻：上帝用了最普通的，但是各種各樣的東西來造人。這是寬泛的解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你把《聖經》逐字逐句地解釋，並不符合上帝原來的意思。基督教有些派別認為這是一個啟示，它只是給你一個啟示，上帝並不打算教授科學。
那我們可不可以理解說，《聖經》用話語闡釋的神的意志和規律是講給普通民眾聽的；另外一種是講給天才講給接近上帝的人也就是科學家或者是智者來聽的呢？其實不是。因為一般的老百姓也在感受自然。你抬頭看天，太陽為什麼這樣有規律地升起，一年四季為什麼這麼有規律地更替？沒有一年四季就沒有了農業。你想一想，就不可能是偶然的，這一定是有計劃的創造。不識字的人也能夠理解上帝。
可見不管是基督教信仰還是科學研究的宗旨，都會歸向對宇宙神秘力量（我們姑且籠統地稱之為「上帝」）的確信，並支持這樣的確信。這樣的信念恐怕已經為理性的產生鋪平了道路，或者說它本身就是理性。這樣的上帝或者說這樣的理性，在不同的文化和哲學傳統中可以有不同的名稱，《老子》所言之「道」，也與斯賓諾莎的上帝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然而，這種確信對無神論者來講，矛盾會非常劇烈。
無神論如果貫徹到底，就遭遇到最後因的問題。對無神論者而言，最尖銳的問題是你怎麼證明甚至最低限度地說明這個世界是有規律的？你認為客觀世界是有規律的，你為什麼這麼認為？規律還沒有發現的時候，你為什麼能夠說這個規律是存在的呢？這是一種信仰，或者叫做信念。哪怕是最最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客觀世界還是需要一個信念，包括兩個方面，客觀世界的規律是存在的，而這個規律是能被人認識的。
這樣說來，通常我們含糊地稱作信仰的東西和科學研究具有相當的相似性。可是，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宗教和科學是矛盾的呢？
這也有歷史的原因。基督教的有些教派要堅持《聖經》的「章句解」，就是字面解釋。在17世紀中葉還涉及對當時的天主教教會的挑戰。他們不是僅僅討論你對 《聖經》的理解對不對，而更是在討論你有沒有資格解釋《聖經》。我們常常會把這兩個問題混淆，因為教會的反對主要不是因為你解釋錯了，而是你怎麼把我這個獨一無二的權利給拿走了。
瞭解了信仰和科學的相關性之後，我們由此再來看康得的名言，可能會有新的理解。他說，「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星空和道德，科學與宗教，都引導人類不得不去思考「上帝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的問題。康得驚奇並敬畏的是實際上就是科學與信仰中的「上帝」。當然，康得批判哲學中的上帝只是個“理性”理念，其功用只是給予有條件的現象以無條件的調節與範導，無論是第二批判對上帝的道德論證，或是第三批判對上帝的目的論證明，康得都非常明確地指示過，為了便於理解或者思維它的需要，當我們明白了上帝只是個範導的理念之後，我們完全可以賦予上帝這一道德理念以傳統神學的所有特徵，如全智、全能、全在等等人格屬性。
科學革命分化了科學和信仰
其實自然科學也是在不斷回答相同的問題。為什麼石頭會掉向地面？亞里斯多德問這個問題，一直到愛因斯坦還是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很難說科學是不斷向前的，其實是在用不一樣的符號系統解釋同樣的問題，不斷地豐富它的回答。這恐怕和人類符號系統的設置有關。宗教信仰常使用的是日常語言系統，它無法超越語言的社會性即民眾的公約性，所以只能使用相同的話語系統來表述，但表述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這就構成了宗教文化當中一個非常顯著的語言民俗，即宗教活動中各種形式的話語「互文現象」，就是宗教故事和教義的相互關聯、重疊、重申等等。科學研究是超越日常語言系統的術語系統，不同學科都可以依據語言的任意性來不斷地翻新本學科的符號，因而不同學科之間以及同一學科內部看上去都是各不相同的。
如果要談科學研究和通常我們說的信仰的不同，唯一的一條，就是科學革命以後，認識方法有所改變，出現了證偽系統，這是科學革命最偉大的貢獻。原來的信仰系統是沒有這個環節的，信就是信。證偽環節可以通過一個或一組實驗來證明是或者不是。證偽的前提是，我的「理性」在我的「信」之上，理性成了人類思維活動中唯一被認可的主導。如果驗證是不合預期的，假說就是不可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科學革命把科學和信仰徹底地分開了，分水嶺就是「驗證」這個環節。
因此，信仰和科學實際上變成了兩個領域。在宗教裡面談論驗證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你在談論它的系統中不存在的環節，因為宗教就是「信」。但是科學當中，它把信仰向後推了，我有預期，有完整的科學方法——觀察、假設、推理、結論、結論的驗證，這是個完整的科學程式。走完一個完整的科學程式，我能夠證明我的假設是對的。
這個後果會不會讓很多的人脫離了信仰？科學革命客觀上有沒有這樣一個後果呢？很多人認識了科學之後，就脫離了信仰。但他們沒有認識到，科學的出發點和前提仍舊依賴一種信念，即相信這個世界是有規律的, 這是一個先於一切的前提，而這件事情本身是無法證明的。因為你證明了一個規律的存在，並不表明所有規律都是存在的。你永遠是在用部分證全體。用部分來證明整體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個信念之上。這是一個隱含的而不是顯明的問題，很多人沒有認識到。很多人認為自然科學當然是研究自然規律，但是你怎麼知道自然規律是存在的呢？你怎麼知道這個規律是可以認識的呢？只有有了這個前提，你的科學邏輯才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