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志宏《嘗試與突圍—成舍我與中國近代報業(1919-1949)》
以往對近代知識分子的討論，多數是集中在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很少針對報業從業人員來加以分析。也就是民國後另一種新型的「媒體知識分子」的出現，仍欠缺完整的討論和研究。這群知識分子有的曾受過傳統教育，或是接受了新式教育，或是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對於救國經驗的實踐，有的採取加入「學而優則仕」的舊路，有的則組織政黨、學會來獲取掌握救國的權力，有的則選擇回到新式教育大學體系裏傳承學術。雖然取徑不同，但多少都參與了報業工作，或是受到報業的影響(包括編輯、主筆撰稿、採訪、或是在報紙上發表作品)。但是，另一批人則選擇純粹以辦報來成為一生的志業，這個志業則是以民眾的立場為後盾，來做為其對抗、監督政府的資本。這群受到媒體產業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稱其為「媒體知識分子」，有別於受經書教育為主的傳統知識分子。本文將以媒體產業《世界報系》為分析核心，企圖解決幾個問題：媒體知識份子和傳統知識分子有何差別？及其對社會影響的差異性？媒體產業如何形塑這些知識分子，及其產業對社會的影響？並試圖從媒體產業的角度，來開拓對知識分子研究的新領域。
二、張孟珠《清代底層社會「一妻多夫」現象之研究》
本書討論清代底層社會的典賣妻、縱姦之舉，及由此所致的「一妻多夫」現象。以真人實事的刑科檔案為特色，所有的時間、空間、年齡、人物關係、性格特徵、思考邏輯、故事情節等等，鉅細靡遺，每一則案例都情真罪當、有跡可循；每一個人物、情節、隻字片語皆屬如假包換，真確存在於歷史時空中。作者力圖以顯微鏡的視角，細緻而深描地考究每一樁貸妻糾紛的案件環境與情節內容，從習俗作法、律例的規範與運作，以及審判記錄的文本等面向，檢視小民階層在生存窘境、婚姻、嗣續、榮譽與典賣妻、縱姦、招夫幫養之間的互動關係。
三、李顯裕《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1925年到1929年在中國所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文章首先考察清華國學研究院產生的學術背景，說明它之所以興起，實與1920、30年代由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引發的國學研究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文中除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理念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主張之間的關連作一探討外，同時與同時期中國另外兩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及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學術主張和成績作一比較，以彰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特色。
第二章處理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期及首任主任吳宓，就其持有的「學衡派」文化與學術理念如何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規劃和理念，產生學術精神上的同構及衝突，進而引發吳宓辭去國學院主任職務。其中探討了吳宓的去職，雖然有現實人事紛擾的因素，但同時其背後深層的學術意義，係與中國1920、30年代主流的「新漢學」研究的學術風氣息息相關。
第三章則主要是將清華國學研究院特有的導師制度，就其中影響清華國學院最為深遠的五位導師（講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分析這群學人如何「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的在中西學並舉之下，形塑成清華國學院特有的學術風格，而這一風格的形成，實際上也是這群學人在回應當時中國最具勢力的兩股重要學術思潮：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及顧頡剛的「疑古學派」。
第四章及第五章則探討了1929年之後，當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形的教育體制結束後，它如何持續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影響力。文中分兩個層面來考察：一是國學院結束後，三個主要的導師（講師）：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如何繼續進入傅斯年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参與史語所的學術傳統之建構，同時亦探討了傅斯年的「新學術之路」的學術理念，如何與國學院諸位導師學人（包含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其精神或受其影響；二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生，其後很多都在近代中國文史學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此處著重探了其中的佼佼者，如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姜亮夫、衛聚賢、吳金鼎、劉盼遂、吳其昌、方壯猷、高亨、杜鋼百、劉節、朱芳圃、戴家祥、王靜如等清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人，如何延續其導師的學術精神與研究方法，使得清華國學研究院所形塑的學術精神，仍然得以在1929年國學院結束之後，持續其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
總之，清華國學研究院從成立之初，因聚集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等五位重要的學者，故頗受中國文史學界的矚目，而所培養的七十多位學人，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成就與影響力，更是超過同時期中國其他的國學研究機構，是以也建構出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