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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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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1-15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史:2020年的展望

  2020年12月12日,本系別開生面,舉辦了一場題為「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史——2020年的展望」線上工作坊。會上由即將於今年二月正式到任的倪墨杰(Jack Maren Neubauer)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哈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郭旭光(Arunabh Ghosh)、美國三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譚吉娜(Gina Anne Tam)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歷史學副教授常成(David Cheng Chang)三位學者,就他們近年出版的新書,向與會者演講並參與綜合座談。經統計,線上報名的研究生與學者涵蓋世界各國,人數達百餘人之多,足見講題受人注目,亦展現本系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能量。

  第一位講者郭旭光,著有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算數:共和國早期的統計學與國家治理》)一書。首先,他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統計圖像的兩個特色。一是中國乃一缺乏準確性的國家,中國的統計惡名昭彰;一是中共於1959年出版的《偉大的十年》,記錄了中國在經濟與文化大幅成長的十年。1951年,擔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的李富春曾說過:「中國過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的統計學是學習自歐美的資產階級。這樣的統計學並不適合管理中國,我們需要為新中國建立新的統計學。」新的統計學要統計什麼?如何統計?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新時代的統計,人類學是主要的參考學科,其態度則是詳細且隨機進行調查。中共建國初期的統計工作,主要在建立全面而定期的統計報表制度,頻率分成每年、每半年、每季、每月,每旬,以及普查各種,調查的方法則包含典型調查、抽樣調查和有意調查三種。這些統計資料,為日後的五年計畫奠定了基礎。

  在全面定期的統計工作中,從首都北京,到各省、各縣,以及鄉村合作社,層層合作。最底層的鄉村合作社高達75萬個,參與統計的幹部也高達20萬人。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提到,為了讓政府高層理解當前處境,做出決策,必須及時透過統計資料來呈現國家的現況。然而,這些資料並不一定具有高度的準確性或可理解性,「即時」才是這項工作的重點。

  在演講的尾聲,郭旭光還指出,中國與印度之間,曾透過學者互訪與討論,進行過統計學方面的交流。

  譚吉娜的演講著眼於其發表在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中國方言與民族主義,1860-1960年》)中的研究成果。她以什麼能代表中國的語言開場,進而討論雖然普通話是中國的國語,但還是有很多地方不常使用普通話。接著,她從兩條敘事線,和三個不同時期的故事來討論中國的「國語」。這兩條敘事線,一條是有著同樣語言、同質性高的中華民族,另一條則是多語言的異質中國。第一個故事是關於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藉此討論當時的人們如何意識到要制定國語。第二個故事是關於1919年以後的歌謠收集運動和漢語方言學。最後一個故事是關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普通話推廣,以及如何政治化的問題。就方言的概念而言,不同時期的人,看法並不一致。章太炎認為方言是時空膠囊,保存了古代語言的特點;讀音統一籌備會認為方言是漢語多元下的產物;部分語言學家認為方言是漢語的分支等。中共在普通話制度建立以後,儘管在部分正式場合推廣,但在非正式場合或是私底下的場合,仍然廣泛使用方言。直到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時,使用方言才被視為反革命的行為。最後,譚吉娜指出,普通話和方言在實際上並非涇渭分明,彼此仍然會相互影響。

  常成以韓戰為題進行演講,相關的研究成果,已集結成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被劫持的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台灣與韓戰》)一書。他將韓戰分成上、下兩個半場,認為上半場是領土之戰,下半場則是戰俘之戰。隨後,他以誰贏了韓戰為切入點,引領聽者反思,究竟哪個國家在韓戰中獲得勝利?又為什麼在韓戰七十周年的今天,都沒人進行任何紀念。

  在韓戰的過程中,戰俘的去向,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七千名美國戰俘中,有21人選擇留在中國,而中國戰俘中,有高達三分之二的人拒絕回到中國而前往臺灣。美國為了這群前往臺灣的人,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延長戰火達一年半。

  最後,常成透過三個人的故事,呈現戰爭對小人物造成的影響。第一位是在政大附近開餐館的楊樹芝。他在韓戰中向美軍投誠,隨後來到台灣。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學生張澤石,在韓戰中受俘後,選擇回到中國大陸。第三位是不去中國也不去臺灣,選擇去其他中立國的程立人。韓戰中的聯軍戰俘,大多被關在巨濟島,並在那裡接受反共宣傳。而造成大量戰俘選擇前往臺灣的原因,是因為在聯合國詢問個別戰俘動向的前一天,有數個親共戰俘被反共戰俘殺死。常成指出,美國在韓戰中的對華政策不算成功。歸根究柢,對中國的輕視和無知,致使美國必須多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進行戰事,卻沒有得到太多成果。

  工作坊結束前,由本系藍適齊教授與倪墨杰老師和三位發表人進行了一場綜合座談。藍老師總結了上述三場演講,認為三位講者同樣指出了不同時期的中國人,都在思考如何讓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的問題。日本在更早之前,也有同樣的思考,因此中國在這一點上,和日本可謂如出一轍。此外,藍老師亦呼應郭旭光:「統計調查背後也有其識意形態」之說,指出任何知識生產背後,皆存在著權力結構的關係,值得研究者注意。他更認為,三位學者研究的議題,其實都可以和臺灣史研究者對話與討論,有關研究者也應該閱讀他們的著作。

  接著,藍適齊老師問及孫中山在南洋地區活動時,如何與華僑互動?又是用什麼語言?針對這個問題,譚吉娜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她指出,當時的人們認為中國應該使用多元語言,但現在的中國政府則想要整合成單純語言的國家。郭旭光則提到他的研究經驗。他指出,1930年代到1980年代,中、印兩國的科學家在交流時,使用的語言既非中文,也非英文,更非印度的各種語言,而是德語和拉丁語。在印度,各個不同地區的人,主要是透過殖民母國的語言——英語來溝通。

  座談的最後,倪墨杰老師請教三位講者,如何從他們的研究回應2020年的世界,又或者在研究的基礎上,如何展望未來?譚吉娜以香港一連串抗中事件為例,點出語言與身分認同的關係,並以粵語來突破中共的「中國人」定義,進而再深究中國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郭旭光以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的應用作引子。他認為,因高科技帶來的自信感,並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面,包括內蒙古與新疆,都已經引進許多人工智能的應用。若要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需要借助更多統計的歷史研究。常成則指出韓戰對現代東亞局勢的影響。他認為韓戰的發展,顯示出美國對中國的了解有其侷限性,川普政府亦是如此。韓戰時的中國無疑比美國落後許多,但並未因此被打倒。他更認為,現在的美國也打敗不了中國。

  在諸位學者和與會人士的共襄盛舉下,本次工作坊畫下完全的句點。歷史是一鑑往知來的明鏡,希望相關的研究者能從中借鑑與思考,更希望2021年的歷史能朝向更正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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