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史：2020年的展望
2020年12月12日，本系別開生面，舉辦了一場題為「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史——2020年的展望」線上工作坊。會上由即將於今年二月正式到任的倪墨杰(Jack Maren Neubauer)老師擔任主持人，邀請哈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郭旭光(Arunabh Ghosh)、美國三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譚吉娜(Gina Anne Tam)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歷史學副教授常成(David Cheng Chang)三位學者，就他們近年出版的新書，向與會者演講並參與綜合座談。經統計，線上報名的研究生與學者涵蓋世界各國，人數達百餘人之多，足見講題受人注目，亦展現本系在相關領域的研究能量。
第一位講者郭旭光，著有Making it Count: Statistics and Statecraft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算數：共和國早期的統計學與國家治理》)一書。首先，他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統計圖像的兩個特色。一是中國乃一缺乏準確性的國家，中國的統計惡名昭彰；一是中共於1959年出版的《偉大的十年》，記錄了中國在經濟與文化大幅成長的十年。1951年，擔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的李富春曾說過：「中國過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的統計學是學習自歐美的資產階級。這樣的統計學並不適合管理中國，我們需要為新中國建立新的統計學。」新的統計學要統計什麼？如何統計？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新時代的統計，人類學是主要的參考學科，其態度則是詳細且隨機進行調查。中共建國初期的統計工作，主要在建立全面而定期的統計報表制度，頻率分成每年、每半年、每季、每月，每旬，以及普查各種，調查的方法則包含典型調查、抽樣調查和有意調查三種。這些統計資料，為日後的五年計畫奠定了基礎。
在全面定期的統計工作中，從首都北京，到各省、各縣，以及鄉村合作社，層層合作。最底層的鄉村合作社高達75萬個，參與統計的幹部也高達20萬人。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提到，為了讓政府高層理解當前處境，做出決策，必須及時透過統計資料來呈現國家的現況。然而，這些資料並不一定具有高度的準確性或可理解性，「即時」才是這項工作的重點。
在演講的尾聲，郭旭光還指出，中國與印度之間，曾透過學者互訪與討論，進行過統計學方面的交流。
譚吉娜的演講著眼於其發表在Dialect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860-1960(《中國方言與民族主義，1860-1960年》)中的研究成果。她以什麼能代表中國的語言開場，進而討論雖然普通話是中國的國語，但還是有很多地方不常使用普通話。接著，她從兩條敘事線，和三個不同時期的故事來討論中國的「國語」。這兩條敘事線，一條是有著同樣語言、同質性高的中華民族，另一條則是多語言的異質中國。第一個故事是關於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藉此討論當時的人們如何意識到要制定國語。第二個故事是關於1919年以後的歌謠收集運動和漢語方言學。最後一個故事是關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普通話推廣，以及如何政治化的問題。就方言的概念而言，不同時期的人，看法並不一致。章太炎認為方言是時空膠囊，保存了古代語言的特點；讀音統一籌備會認為方言是漢語多元下的產物；部分語言學家認為方言是漢語的分支等。中共在普通話制度建立以後，儘管在部分正式場合推廣，但在非正式場合或是私底下的場合，仍然廣泛使用方言。直到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時，使用方言才被視為反革命的行為。最後，譚吉娜指出，普通話和方言在實際上並非涇渭分明，彼此仍然會相互影響。
常成以韓戰為題進行演講，相關的研究成果，已集結成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被劫持的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台灣與韓戰》)一書。他將韓戰分成上、下兩個半場，認為上半場是領土之戰，下半場則是戰俘之戰。隨後，他以誰贏了韓戰為切入點，引領聽者反思，究竟哪個國家在韓戰中獲得勝利？又為什麼在韓戰七十周年的今天，都沒人進行任何紀念。
在韓戰的過程中，戰俘的去向，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七千名美國戰俘中，有21人選擇留在中國，而中國戰俘中，有高達三分之二的人拒絕回到中國而前往臺灣。美國為了這群前往臺灣的人，在戰爭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延長戰火達一年半。
最後，常成透過三個人的故事，呈現戰爭對小人物造成的影響。第一位是在政大附近開餐館的楊樹芝。他在韓戰中向美軍投誠，隨後來到台灣。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學生張澤石，在韓戰中受俘後，選擇回到中國大陸。第三位是不去中國也不去臺灣，選擇去其他中立國的程立人。韓戰中的聯軍戰俘，大多被關在巨濟島，並在那裡接受反共宣傳。而造成大量戰俘選擇前往臺灣的原因，是因為在聯合國詢問個別戰俘動向的前一天，有數個親共戰俘被反共戰俘殺死。常成指出，美國在韓戰中的對華政策不算成功。歸根究柢，對中國的輕視和無知，致使美國必須多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進行戰事，卻沒有得到太多成果。
工作坊結束前，由本系藍適齊教授與倪墨杰老師和三位發表人進行了一場綜合座談。藍老師總結了上述三場演講，認為三位講者同樣指出了不同時期的中國人，都在思考如何讓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的問題。日本在更早之前，也有同樣的思考，因此中國在這一點上，和日本可謂如出一轍。此外，藍老師亦呼應郭旭光：「統計調查背後也有其識意形態」之說，指出任何知識生產背後，皆存在著權力結構的關係，值得研究者注意。他更認為，三位學者研究的議題，其實都可以和臺灣史研究者對話與討論，有關研究者也應該閱讀他們的著作。
接著，藍適齊老師問及孫中山在南洋地區活動時，如何與華僑互動？又是用什麼語言？針對這個問題，譚吉娜無法給予肯定的答案。她指出，當時的人們認為中國應該使用多元語言，但現在的中國政府則想要整合成單純語言的國家。郭旭光則提到他的研究經驗。他指出，1930年代到1980年代，中、印兩國的科學家在交流時，使用的語言既非中文，也非英文，更非印度的各種語言，而是德語和拉丁語。在印度，各個不同地區的人，主要是透過殖民母國的語言——英語來溝通。
座談的最後，倪墨杰老師請教三位講者，如何從他們的研究回應2020年的世界，又或者在研究的基礎上，如何展望未來？譚吉娜以香港一連串抗中事件為例，點出語言與身分認同的關係，並以粵語來突破中共的「中國人」定義，進而再深究中國政府與社會的關係。郭旭光以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技的應用作引子。他認為，因高科技帶來的自信感，並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面，包括內蒙古與新疆，都已經引進許多人工智能的應用。若要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需要借助更多統計的歷史研究。常成則指出韓戰對現代東亞局勢的影響。他認為韓戰的發展，顯示出美國對中國的了解有其侷限性，川普政府亦是如此。韓戰時的中國無疑比美國落後許多，但並未因此被打倒。他更認為，現在的美國也打敗不了中國。
在諸位學者和與會人士的共襄盛舉下，本次工作坊畫下完全的句點。歷史是一鑑往知來的明鏡，希望相關的研究者能從中借鑑與思考，更希望2021年的歷史能朝向更正向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