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就歐戰時期的外交成就而言，北京政府可謂一雪前恥，締造了中國在國際地位上前所未有的高峰。過去，歐美學術界關注歐戰研究的重點，以傳統的西方中心觀為本位，輕忽亞洲而偏重於歐陸戰場；兩岸的國民教育與學術研究因受到國共兩黨形塑之革命史觀與禁錮政治意識的影響，導致研究主題片面化。 本書從北京政府作為主體的詮釋出發，以交戰國及德奧敵國在華主權之延伸勢力，復以外交檔案等為研究基礎，審視北京政府如何在歐戰的各階段籌備及進行涉外工作，從中追尋北京政府援引國際法之脈絡與實際應用之成效，重新理解中國在歐戰時期與國際互動原貌。  

福州自十七世紀中葉起，歷經四十年的明清易代過程，遠比中國其他省城都來得漫長。雖然從明到清，福州的城市輪廓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城市的本質已經發生巨變。此一巨變過程，始自南明隆武政權成立、清鄭城市攻防戰、旗營駐防、海禁遷界、耿藩入主，直至成為清帝國省城、開海展界為止，一步一步的從根本漸次改變這座城市。然而在此巨變之際，唯有城市對於海洋貿易的渴望始終未變，進而成為十八世紀福州再起的契機。

世界衛生組織與臺灣瘧疾的防治(1950-1972)／許峰源著 臺灣在1965年12月，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頒授瘧疾根除證書，締造公共衛生史卓越成就。究竟，臺灣如何走出撲瘧之道？臺灣立基國際衛生合作的基礎，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四年防瘧計畫」、「瘧疾根除計畫」，按全球標準化流程，歷經「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等挑戰，克服諸多困難，成功抵禦瘧疾之再起。除此之外，台灣輸出專家服務、訓練他國技術人員，提供DDT與噴灑器，為形塑全球撲瘧網絡與開拓「蚊子外交」而努力。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1925年到1929年在中國所成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文章首先考察清華國學研究院產生的學術背景，說明它之所以興起，實與1920、30年代由胡適「整理國故」運動所引發的國學研究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文中除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理念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主張之間的關連作一探討外，同時與同時期中國另外兩所重要的國學研究機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及東南大學國學院的學術主張和成績作一比較，以彰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特色。 第二章處理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時期及首任主任吳宓，就其持有的「學衡派」文化與學術理念如何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研究規劃和理念，產生學術精神上的同構及衝突，進而引發吳宓辭去國學院主任職務。其中探討了吳宓的去職，雖然有現實人事紛擾的因素，但同時其背後深層的學術意義，係與中國1920、30年代主流的「新漢學」研究的學術風氣息息相關。 第三章則主要是將清華國學研究院特有的導師制度，就其中影響清華國學院最為深遠的五位導師（講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分析這群學人如何「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的在中西學並舉之下，形塑成清華國學院特有的學術風格，而這一風格的形成，實際上也是這群學人在回應當時中國最具勢力的兩股重要學術思潮：胡適的「整理國故」運動及顧頡剛的「疑古學派」。 第四章及第五章則探討了1929年之後，當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形的教育體制結束後，它如何持續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影響力。文中分兩個層面來考察：一是國學院結束後，三個主要的導師（講師）：陳寅恪、趙元任及李濟，如何繼續進入傅斯年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與史語所的學術傳統之建構，同時亦探討了傅斯年的「新學術之路」的學術理念，如何與國學院諸位導師學人（包含王國維與梁啟超）同其精神或受其影響；二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生，其後很多都在近代中國文史學界占有重要的地位，此處著重探了其中的佼佼者，如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姜亮夫、衛聚賢、吳金鼎、劉盼遂、吳其昌、方壯猷、高亨、杜鋼百、劉節、朱芳圃、戴家祥、王靜如等清華國學院所培養的學人，如何延續其導師的學術精神與研究方法，使得清華國學研究院所形塑的學術精神，仍然得以在1929年國學院結束之後，持續其在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 總之，清華國學研究院從成立之初，因聚集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等五位重要的學者，故頗受中國文史學界的矚目，而所培養的七十多位學人，其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成就與影響力，更是超過同時期中國其他的國學研究機構，是以也建構出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奇。  

以往對近代知識分子的討論，多數是集中在傳統型知識分子身上，很少針對報業從業人員來加以分析。也就是民國後另一種新型的「媒體知識分子」的出現，仍欠缺完整的討論和研究。這群知識分子有的曾受過傳統教育，或是接受了新式教育，或是擁有海外留學經驗。對於救國經驗的實踐，有的採取加入「學而優則仕」的舊路，有的則組織政黨、學會來獲取掌握救國的權力，有的則選擇回到新式教育大學體系裏傳承學術。雖然取徑不同，但多少都參與了報業工作，或是受到報業的影響(包括編輯、主筆撰稿、採訪、或是在報紙上發表作品)。但是，另一批人則選擇純粹以辦報來成為一生的志業，這個志業則是以民眾的立場為後盾，來做為其對抗、監督政府的資本。這群受到媒體產業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稱其為「媒體知識分子」，有別於受經書教育為主的傳統知識分子。本文將以媒體產業《世界報系》為分析核心，企圖解決幾個問題：媒體知識份子和傳統知識分子有何差別？及其對社會影響的差異性？媒體產業如何形塑這些知識分子，及其產業對社會的影響？並試圖從媒體產業的角度，來開拓對知識分子研究的新領域。

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一個重要的課題。中國現代文學和政治之所以有相當深的聯結，與它作為啟蒙救亡的工具有極密切關係。美國學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就表示現代中國文學是反映時代混亂現實的一面鏡子，從清末民初發展以來即被賦予強大使命，許多知識份子往往在政治改革失敗以後，把心力放在文學改造上，希望透過新文學來為中國社會改革舖路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開辦《新民叢報》，使報刊成為知識份子從事政治社會改良的重要媒介；接著在日本創辦《新小說》，看中小說對社會大眾宣傳的力量，認為這是抨擊政府，以及反映社會不良現象的利器 。梁啟超「欲新國民，必新小說」的論點，為後來五四一代人所承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他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是因為文學不是一種普通的職業，而是可以用於改造民族的靈魂 ，此言正反映現代中國文學因為帶有強烈的使命，使文藝作家不僅從事單純的寫作工作，更是振聾發聵的先行者。也因此自中國近現代以來，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動，文藝作家和政權之間不時存在著一種緊張衝撞的關係。 本文研究目的即藉由戰時國民黨與文藝界知識份子這段曾經結盟又遭背棄的過程，觀察抗戰時期國民黨透過那些機構、政策與手段，一方面加強文藝界的運作，與中共競爭；另一方面又以戰爭之名進行管制，壓縮作家的生存空間。建構這段時期國民黨對文藝界的政策與運作，不僅有助於理解戰後許多相關歷史的發展脈絡，也可為抗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全面觀照性的視野。  

本書以1941年民國史上首度出現之專責林業研究機構—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為考察主軸，析論該所籌設經過及發展歷程，藉以理解近代中國林業發展之概況。於抗戰時期所創設的農林部中央林業實驗所，雖屢受經費及專業人才不足等窘境所影響，但其工作方針仍積極依隨局勢變化而有所調整，且獲得相當實質成效，並為1949年後兩岸林業發展奠定了極其重要的基礎，實深具歷史意義。在全球環境漸趨詭譎多變的當下，筆者冀求透過林業史的書寫，拋磚引玉，除提供另一觀察民國史的研究視角，並呼籲民眾當珍惜得之不易的森林資源，重新省思人與自然之間的微妙平衡！如此，是幸！